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认为，“引洮”话语空间窄化和断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记忆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合法性危机。
第一章 记忆研究的回望与传播学转向
第一节 概念：记忆研究的不同面向
自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概念以来，记忆研究跳出了以往在心理学等领域内注重量化、以实验技术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如果说之前的记忆研究带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那么自哈布瓦赫以后，记忆研究的重点不再仅仅被当做生理遗传或心理条件，而是被引向了“社会”之维。“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1”
追本溯源，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直接受益于老师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欢腾”概念。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改变了社会的分散状态，一扫日常生活时期的单调、萎靡和沉闷，强化了人们对于集体的情感，宗教的观念正是诞生于这种欢腾本身，“集体生活由于几乎完全集中于确定的时刻，它就能够获得最大的强度和效果，因而使得人们对他们所过的双重生活和他们所享有的双重本性都有了更加积极的情感。2”然而，涂尔干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社会和群体经历亢奋与情绪高涨的欢腾后，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是什么维系着人群的集体观念？哈布瓦赫则给出了答案，是集体记忆填充与维持了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空白，它使得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在常规的实践中保持了新鲜与活力3。
哈布瓦赫强调“现在中心观”，对他来说，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主要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4。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新建构，从而忽略了记忆的延续性，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回答记忆传承这一问题上，显得解释力不足。
保罗·康纳顿（Connerton.P）的“社会记忆”概念很好地补充了哈布瓦赫理论中的缺陷。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康纳顿强调了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即社会记忆的产生、实践与传递过程。哈布瓦赫所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断裂性，康纳顿所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连续性1。在这个层面上，康纳顿的记忆理论可看作是“过去中心观”传统的代表，即现在是由过去塑造和决定的。“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2”
第二节 学科：记忆研究的传播学转向
社会记忆理论出现以来，就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注入了新鲜血液。由于记忆研究总会涉及对过去、对社会的理解，因此该理论最先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领域得到具体的应用与实践，成果也最丰富。但正如前文的分析，记忆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媒介线索，在记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越加依赖媒体特别是新媒体来保存和传播社会记忆。新媒体和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也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记忆、世界性记忆的形成，使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印刷资本主义”基础上所谓的民族主义更进一步，民族国家记忆的形成和扩张更加剧烈。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将记忆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记忆的“前历史”时期，此时人们还没有发明文字和书写，记忆主要靠口耳相传；第二个阶段是记忆的“古典”时期，人们记住记忆的手段逐渐从口耳相传过渡到了书写；第三个阶段是记忆历史的中世纪时期，强调“记忆的基督教化和记忆技术的发展”，记忆被区分为宗教仪式化的循环性记忆和普通人的记忆；第四个阶段以现代印刷媒体的出现为标志。印刷媒体的发明使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标准化的记忆和共同体的存在；第五个阶段为电子媒体发展影响下的时代，收音机、电视等的发明不仅改变了人们记忆的内容，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记忆和看待世界的方式1。
今天，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人们记忆的方式再次发生了改变。“记住一切”成为可能，而“被遗忘权”却成为重新需要争取的权利。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数字化环境使集体记忆的传播手段、途径和影响力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如何在互联网中分享和传播、重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又如何影响到社会变迁，是极其值得关注的，因此，从传播学路径对“媒介与集体记忆”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1。甚至有学者提出，传播问题是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2。
第二章 引洮工程的官方话语空间及其记忆
第一节 “集体革命”：1958-1962年的记忆形塑
记忆研究学者皮埃尔·诺拉在论述“记忆之场”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中的革命实践与国家的关联。“国家”这个词在社会意义、司法意义、以及历史意义三个层面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2。尤其是后者，通过延续性，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凝聚集体的黏合剂：拥有类似记忆的人们更容易就该历史事件达成一致观点。国家赋予了集体革命行动上的合法性，反过来，革命又赋予了“国家”这个词以协同作用和能量。
1958-1962年间引洮工程的官方记忆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即官方主导和书写的记忆在地方上起到了工程动员，协同和强化认同的作用。更高层面上，官方记忆更侧重于强调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革命热情和施行集体生活的优越性，引洮工程及其他在这一时期兴建的大型基建项目即是这种“集体革命”的产物，这些由中央统筹、规划、决策及实施的工程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周海燕等学者早就详细阐述过在早期的革命历程中共产党所做的宣传动员工作，历史上，在诸如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政治、群众运动中，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1958年引洮工程开工建设时，正值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展之时。如果说之前的政治、群众运动是此类宣传动员工作的预演，那么到了1958年，这些宣传、动员和形塑人们记忆的机制已经完全成熟。引洮工程的宣传动员和记忆形塑，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
第二节 “脱贫攻坚”：2006-2020年的记忆形塑
引洮工程是甘肃中部地区人民半个世纪的梦想，凝结了甘肃省几代人的期盼。工程的全面建设和项目效益目标的最终实现，必将对甘肃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甘肃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的基本省情，中部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在甘肃省并不占优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群众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扶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因此，甘肃省上下尤其是中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必须继续发扬省委宋平老书记提倡的“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引洮供水”时期（2006-2020年）的引洮官方记忆，形成了迥异于“引洮上山”时期（1958-1962年）的记忆图景。新世纪引洮工程不再依靠“公办民助”，工程在资金来源、建设者和管理结构上都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在官方记忆的形塑过程中，“引洮供水”不再强调“集体革命”。即便工程开展同样伴随动员和宣传，但并未产生“引洮上山”时期般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效应。“引洮供水”的官方记忆更多地与西部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目标联系起来，在政治叙事上强调公益性质与公共福祉，在工程传播中突出科学施工与企业制度。
有学者认为，工程传播是工程学和传播学相交汇的产物，是工程的自为、自觉的传播。工程活动因其“建构”的本质特征，必然导致自然的重构、社会的重组、观念的重塑。工程传播是工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工程形象是工程传播的目标，也是工程活动的重要成果。
第三章 引洮工程的媒体话语空间及其记忆 ..................... 59
第一节 1958-1962年间《甘肃日报》的“引洮”记忆建构........................... 60
一、1958-1962年间《甘肃日报》的“引洮”议题报道情况 ..................... 64
二、1958-1962年间《甘肃日报》的“引洮”议题话语分析 ........................ 71
第四章 引洮工程的民间话语空间及其记忆 ....................... 106
第一节 亲历者的口述与回忆 ................................ 107
一、一份民间记录的三个版本 ............................. 108
二、来自工程参与者的口述 .................................... 110
第五章 对引洮工程传播话语空间与社会记忆的反思...................... 134
第一节 作为记忆之场的话语空间 ........................... 135
一、话语空间：“引洮”从事件转向记忆 .......................... 135
二、检视“引洮”多重话语空间 ............................. 138
第五章 对引洮工程传播话语空间与社会记忆的反思
第一节 作为记忆之场的话语空间
话语空间是一个虚拟的、意义上的空间。尽管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在话语空间这一视角下进行研究，但关于“话语空间”本身并没有清晰的界定。究其原因，这样一个不断被阐发的概念来源广泛，其不同的组成因素又有各自侧重。如哈贝马斯的公共话语空间直接来自其“公共领域”理论，在公共话语空间中，人们交换意见或观点，从而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得以形成，哈贝马斯的理论侧重于话语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