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宣泄：人物的戏剧性行为及其替代性效应
第一节 暴力的激情释放
一、暴力的情绪宣泄及其仪式化的反暴力策略
在电影影像话语建构的虚拟世界当中，既可以观看到冷兵器时代下的武士决斗，又能窥视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罪犯及其犯罪行为。其中，既涵盖着仪式化的暴力行为，也指涉与暴力行为相关的各种情绪宣泄。诚然，电影叙事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场域”，而社会话语关注的重点往往更倾向于在社会泛文本层面的影响，但对虚构的故事世界和人物行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暴力仪式化的背后，所呈现的对暴力本质的反思。在大多数犯罪类题材的电影叙事之中，人物或角色基于暴力的攻击性行为构成了电影影像当中独特的银幕景观，对观众产生着强烈的的吸引魅力。然而，电影文本中被仪式化表征的暴力行为及其实施者，显然，与当下文明社会所追求的法制原则背道而驰。然而，观众在观影体验中沉溺于暴力景观化带来的情绪宣泄的同时，他们又会因片中人物非理性行为所产生的种种暴力举动，产生一种基于“社会推理模式”层面的认知与反思。
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释了人们何为如此痴迷于对于暴力的追逐。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以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的观点来看，人类暴力行为从原始社会之初便已存在。作为根植于人内在无意识深处的本能欲望，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而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体现，诸如反叛对抗、暴力争斗、殖民侵略、国家战争等。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建制所带来的各类社会规范对于人类的暴力行为给予了详细、复杂的规约，个体基于本能欲望的动机目标和行为方式受到了社会文明的压制和阉割，并且由于社会话语中公共道德、法律条文等规训措施，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当中，逐渐内化为个体自身的意识或无意识，如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超我”所指，并在等潜移默化之中成为个体的内在价值系统，产生道德评判机制。因此，在现实情境下，个体基于攻击欲望、破坏欲望的行为动机及其行为表现，往往源自社会现实的压抑与不满，其不仅要面临社会建制的规约与惩戒，同时在产生之初就接受来自“超我”的压制与阉割。所以，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免受现实规则与“超我”规约的途径，进行被压制与阉割的本能欲望的释放与宣泄。那么，犯罪类题材电影，往往因为基于暴力仪式化行为的释放与宣泄，为社会个体特定的目标诉求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满足路径。并且，在社会化功能层面，电影提供给受众一种符合文明要求的替代性宣泄途径，在释放与宣泄过后，人们回归现实世界，由强烈观影体验所引发的反思和顿悟，也正是暴力仪式化所提供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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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无意识的反叛与抗争
一、情绪唤起的银幕叙事效应
从本质上而言，“基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及其欲望需求，与社会规范与权力秩序，以及社会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资源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矛盾关系”①。正是基于此，存在于个体与自我（超我）、他人与社会之间的某种矛盾关系，个体在社会化成长过程中、社会互动当中，必然承受着矛盾冲突关系带来的精神层面的焦虑与恐慌，也即是说，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背负着被压抑了的本能欲望诉求、基于匮乏本质的社会竞争心态，以及社会期待和自我预期之间的种种冲突。对于生活在现实压抑环境之中的受众而言，观看电影的行为，在娱乐化消费诉求背后，所体现出是受众基于某种欣赏期待与情绪体验的心理诉求。
实际上，在受众的观影体验过程中，诸如社会偏见、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以及对社会基于公平正义的诉求等社会大众心理，会在观影体验当中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携带进入，通过电影中相应的电影情节、人物的戏剧性行为，唤起内在的自我情绪，从而达成“一种由视听感知到心理共振的体验效应”②，激发起受众自身基于意识或无意识的观影快感与认同心理。
在传统的认知惯例与思维观念当中，人们认为身处电影院中的受众，在观影体验的过程中对于银幕信息是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从而成为了创作者预先设想的“理想观众”。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伊瑟尔（Wolfgang Iser）、姚斯（Hans Robert Jauss）等人为代表的“康斯坦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提出的“接受美学”主张，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将过去被人们所忽视的读者/受众置于研究中心。虽然“接受美学”所研究的是以小说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但对于受众接受层面的思考，与观影过程中受众基于文本意义的主动建构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消费者的电影观众，从过去被认定为完全被动的观看体验模式，转变成为对电影文本解释意义的生产者，与创作者一同参与到电影的意义生产当中，并产生某种基于文本的情绪体验。而如何让受众有效地参与到与文本的互动之中，显然，创作者需要先在地预设符合意图意义表达的“观者的位置”或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从而有效唤起受众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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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补偿：匮乏的无意识与影像的弥合
第一节 无意识的情感需求及其想象性满足
一、基于“归属感”的社会互动需求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在其著作《社会性动物》中，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界定区分的阐释，“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言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己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①。在当下看来，亚里士多德基于社会学中社会互动的角度，对人类与其他动物作出区别。虽然在表述过程中，忽视了社会个体基于差异化的生活观念及其选择，但其本质是意图强调社会个体在社会当中的社会互动及其过程。对于个体而言，在现实社会当中无时不刻进行着与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甚至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现实实际上是从我们的社会互动中建构起来的”②。由此可见，社会互动及其过程对于个体的日常生活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从互动关系的角度而言，人际互动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建构了个体与其他个体的互动模式及其互动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其中“归属需要”的存在，既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基于生存繁衍的本能欲望的驱使，同时，又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当中对于自我身份与社会角色的认同需要。个体通过建立与某一群体的社会关系，获得基于社会影响的社群支持，“当我们有所归属时——当我们感到被一种亲密的关系所支持时——我们会更加健康和快乐”①。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在现实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社会偏见的存在、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社会机构及其制度的缺失，等等，诸如此类由社会机构与社会话语引发的问题，都可能导致个体在“归属需要”的寻找中遭受阻碍、排斥。因此，对缺失的“归属需要”及其存在感的需求，人们往往选择非现实的互动方式，进行某种基于想象性的补偿，诸如阅读小说、观看话剧、影视作品等，在阅读/观看的过程中，受众与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的关系，借助银幕人物的戏剧性行为，达成自我内心当中无意识情感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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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创伤性经历与成长弥合
一、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及其心结
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体在儿童时期的早期经历，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意义，但人们总是容易忽视早期经历对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与存在价值，从而在个体成长的伊始便埋下了苦痛、焦虑的根源。在《精神分析引论》当中，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往往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生活中的经验；却完全忽视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更容易得病”①。对于个体而言，在其社会化与成长过程当中，无时不刻接受着来自外界（他人、群体、社会机构）投来的行为、言语、情感的刺激，也正是基于社会互动中信息的刺激与接受，反馈与再传递的循环往复，在此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地形塑、建构了个体的人格与社会认知体系。然而，对于心智、情感与认知尚不成熟的儿童而言，外界刺激的强度一旦过大，便可能造成自身心理层面的创伤。创伤的产生，将伴随着个体的成长与社会化的每一段旅程，隐匿、潜藏在个体的无意识当中。作为创伤性经历，亦是一种情感受挫的痛苦记忆，将在个体与之相关的社会情景中重新唤起，对个体当下的存在状态与其社会互动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传统思维观念与定势当中，人们所熟知的心理创伤，大多来自个体童年时期遭受的家庭暴力与生活中突发的重大变故。家庭，作为青少年个体接触最为频繁的社会机构，既是儿童成长赖以依靠的空间场域的同时，也是个体从自然个体迈入社会个体的出发点。因此，家庭作为社会机构，其承载的社会性功能是整体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当下兴盛的育儿文化当中，“虎妈”、“狼爸”已然成了严苛教育的标志性符号，而严苛的育儿策略也引发了社会大众强烈的舆论的探讨。其中，对于儿童的过度严苛要求，甚至以极端化的“不打不成材”式的教育方式，在潜移默化当中压抑着儿童的自然天性，寻求快乐的本能驱动力被严厉的权威话语压制，本该天真活泼的孩童过早、过度地接受了成人世界中的规则建构，丧失了与其年龄相符合的活力同时，也因为亲情关怀的缺失在个体内心深处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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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升华：“自我完形”与银幕想象 ...................................39
第一节 真实且携带缺陷的“自我” ..................................... 39
一、集同一性与矛盾性的银幕人物 .................................... 39
二、“幻想性的现实再造”与受众心理认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