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1、选题目的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正式开始了信息化进程。随着互联网和移动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推动了我国各行各业的改革创新。媒体，作为一直以来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工具，其传播方式和媒介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传统媒体中的广播、电视、报纸、书刊受其本身传播范围、传播载体、时空成本等的限制，逐渐不能满足互联网时代下人们的生活，新媒体就应运而生。以互联网、移动通讯技术为主要依托，创新传播途径及传播形式，新媒体形成了自身高互动性和高影响力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的沟通互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承认，开启了媒体“全民记者”的新纪元。在此基础上，新媒体的管理和运用成为我国公务员群体必须面对的问题。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众和政府信息沟通交流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也与政府行政和政府治理不可分割。社会公众通过媒体进行舆论表达，政府官员则是通过媒体了解公众需求，调整政策方向，改进政府工作，在重大问题上引导社会舆论。特别是新媒体背景下，公众舆论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传统方式中的行政指令、单一的舆论控制已经不能满足媒体发展和信息交流的需要，因而，合格的媒体应对能力成为了我国政府公务员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当今时代，利用现代传媒引导社会舆论、消除大众疑问、凝心聚力共建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执政理政过程中绕不开的命题，公务员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媒体应对能力，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舆论环境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就目前来看，我国公务员的媒体应对能力现状让人堪忧。北京师范大学喻国明院长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道，目前我国众多官员面对媒体时多持抵触、警惕的心理，官员媒体应对能力的整体水平仅在及格线上下。
就目前来看，在应对媒体、应急情况下处理新闻事件的方面，我国公务员能力还需增强。最近几年，由普通的新闻事件开始，借助新媒体的发酵，发展为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典型案例比比皆是。面对网络上的流言蜚语、造谣信息，政府在第一时间没有进行及时、正确的引导，而是置之不理、滞后处理，社会大众缺乏官方信息的澄清公证，面对铺天盖地的谣传信息选择偏听偏信，不仅会造成对政府公信力、公众形象的质疑，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财产损失。在被网络曝光出来的这些典型案例中，当面临媒体和社会舆论质疑时，政府官员没有选择正面应对、积极处理，往往是畏惧、躲避新闻报道，在实际操作中，也多采取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的方法，妄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新闻事件流传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但是，随着新媒体手段的广泛应用，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媒体参与的对象，社会公众不再是从前只能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的被动接受方，传统的行政指令和强制手段很难再短时间内降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同时，由于媒体参与门槛的降低，信息在社会公众的转发过程中，其真实性更加难于保证，每一次转发都有可能掩盖事实的真相，这时，政府将采取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应对媒体舆情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公务员不仅是要深刻了解新媒体背景下媒体舆论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范围以及辐射影响发生的重大改变，同时还要承担起新闻媒体的管理、引导，在新闻事件中，准确定位政府作为信息发布者和舆论引导者的角色，及时的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传播真实信息，第一时间做到有效的舆论引导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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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研究中所要突破的难题
1、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分别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初步探讨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写作、调研中可能面临的困难，介绍了提升媒体应对能力的相关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为新媒体和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的概念界定。在此部分，针对新媒体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媒体应对能力的内容以及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内涵。主要阐释了新媒体发展和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公务员提升媒体应对能力的现实意义。
第三部分为新媒体环境下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的现状及缺陷，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对公务员提出的新要求；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的形式，得出我国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的现状，并探讨现今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为新媒体背景下提升我国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的具体抓手。这部分为全文的落脚点，是基于前文的分析得出的针对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有效提升的合理建议。具体分三个方面予以阐述：其一为在新媒体背景下，公务员如何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媒体监督和媒体作为沟通社会公众以及政府之间桥梁纽带的作用；其二为公务员如何培养自身为民服务的意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提升自身媒体应对能力；其三为借助培训、绩效考核促进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的提升。
本文应集中解决主要是：第一，我国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现阶段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视角下的具体构成要素是什么；第二，我国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的现状如何，有何问题；第三，如何有效提升我国公务员应对媒体的综合能力，并形成系统机制推动我国公务员群体媒体应对能力的整体性提高。
2、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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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
（一）新媒体
1、新媒体的概念
关于新媒体，许多的专家和学者都对其特性做了各个角度的解读，自 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在一份关于电子录像产品的策划中提出了“新媒体”一词开始，针对新媒体的讨论就从不间断。但就其定义，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公认统一的认识。在新媒体的概念当中，“新”是不断和“旧”转变的，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也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不变的概念。
本文所探讨的新媒体，只能在当今时代下，依据现有信息传播的手段，给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界定。所谓“新媒体”，是以从先后顺序上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和“第五媒体”移动网络为主体，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等为主要手段，向用户提供信息娱乐服务，并能使传播者与受众进行对等、个性化互动的传播形态。
2、新媒体的特征
交互性。传统媒体的信息一般都是由专业人员进行提供，信息的内容、格式，所传达的价值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信息发布方一般只有一个，都受发布者主观价值的影响，人们只能被动接受，反馈相对较弱，例如大多数杂志、报刊通过读者热线、书信往来、同城读者会等形式建立关系，基本没有话语权。新媒体的产生大大革新了人们对于信息传播和选择的要求。人人都能够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传递信息，发布信息。信息内容更加丰富，娱乐性大大增强。在处理信息的方式上，人们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选择信息，甚至可以与信息的发布者进行随时、深入地互动，进行跟踪式的了解，这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信息的传播渠道变为多对多，每一个信息的接受者同样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交互性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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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应对能力
1、媒体应对能力的界定
大众媒体是现代社会当中公众获取信息资讯的主要渠道，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公众面临的难题不是获取而是选择，以信息的价值、真伪为基础，做到自主辨识，从而加以利用选择。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扩张发展，人们所处的媒体环境愈发复杂，公众选择、判断信息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正因为如此，以欧洲、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传统意义的读写能力（Literacy）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今社会公众需要具备更加健全的媒体辩读能力——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
由于文化及语言的差异，各地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所差距。在美国、加拿大及西欧国家，其主流称谓为“媒介素养”；在香港，其称谓为“传媒素养”；在台湾，则被称为“媒体识读”；在我国大陆，更倾向于使用“媒体素养”、“媒体应对”这两个说法。可以明确的是，“媒体素养”也好，“媒体应对”也好，“媒体识读”也好，虽然称谓不同，但表达的内涵确是一致的。由于本文所讨论的主体公务员群体的特殊性，在媒体识读之外兼有应对媒体、管理媒体、服务媒体的职能，故此，本文采用了“媒体应对”这一称谓，以探讨公务员媒体应对能力相关问题。
关于媒体应对能力的内涵，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在 1992 年进行了表述，即人们面对媒体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能力。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卫·白金汉 (David Buckingham)把媒体应对能力区分为使用和识读媒体信息两个层次，媒体应对能力“就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体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我国学者卜卫认为媒体应对能力是正确使用以及有效利用媒体的能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开表示，媒体应对能力是传统读写能力的延伸，除去听、说、读、写，还包括了对媒体信息的批判性选择和解读，以及运用信息技术制作媒体信息。
综合各国学者的关于这一概念的表述，可以得知，借助媒体实现的对信息的快速获取、准确识读、有效使用是媒体应对能力主要内容，其实质是对传统文字识读能力的发展和延伸。在内容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接受者接受、筛选媒体信息，全面解读、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