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以 2013-2018 年我国能源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碳信息披露、碳绩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通过手工搜集和分类整理的方式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企业年报中获取碳信息披露数据，计算碳信息披露指数；用企业营业收入与碳排放量的比值来计算企业碳绩效；以企业股权价值来代表企业价值，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积极披露碳信息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披露碳信息不仅可以提升其市场绩效，也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一方面，碳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更让投资者对企业有更深的了解，规避了逆向选择风险，做出最优决策，因此，碳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影响投资者决策来对企业市场产生影响。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面临着与能源相关的双重威胁：一方面，现有清洁的新能源无法满足目前市场的供应；另一方面，人类过度地消耗能源衍生了各类环境问题——排放量持续增长、生态系统遭受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逐渐意识到能源不仅阻碍了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下，英国于 2003 年在《Our Energy Future: 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中首次提出低碳概念，为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低碳经济模式也随之产生，号召世界各国抛弃高能源消耗、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研发新技术、开发新能源来满足生产活动需要，不仅促进了技术和经济发展，还降低了碳排放量，减少了全球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
由于全球碳排放量的增加导致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各国为减少碳排放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采取相应措施。2015 年 12 月，巴黎气候协定的签订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此后世界各国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制定了一系列碳减排计划并做出相应的承诺。加拿大承诺于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80%。欧盟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纳入法律，要求各成员国于 2050 年将不产生任何的二氧化碳排放。早在 2009年，我国承诺以 2005 年为参考基础，到 2020 年实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下降 40%-45%，到 2030 年下降 60%-65%。2011 年我国发改委开始着力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立。2017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全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并致力于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提升国际碳定价能力。这些事件一一表明，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无法抗拒的国际趋势，我国也开始重视碳减排，想要为缓解气候变化问题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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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从国内外各界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来看，绿色低碳发展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加的主要来源。因此，企业自愿披露碳排放量和进行碳减排管理，不仅提升了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影响企业自身的价值创造，也促进了我国碳减排承诺的兑现。可见，对企业的碳绩效和碳信息披露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低碳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逐渐加强，相应的对企业的碳信息需求也越来越强，这就要求企业应该更加全面地披露其相关碳信息，不能仅限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披露，企业还要重视制定健全的用碳制度、设立专职碳部门管理、向员工积极宣传低碳意识等。我国近些年才开始对企业碳信息进行相关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实证检验发展较慢，并且现有的实证中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的动因研究较多，经济效应研究较少，且目前研究未区分行业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选取能源企业为样本，从经济影响效应出发，研究碳信息披露带来的价值效应，丰富了碳信息披露内容及其带来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结果，大多数学者将有关碳绩效的研究内容归属于环境绩效，目前碳绩效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本文量化碳绩效并研究其与碳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的之间的关系，研究了碳绩效对信息披露的意义和提升碳绩效产生的经济效应，对碳绩效相关研究进行了拓展和补充。
1.2.2 现实意义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本文的研究能够加强企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为我国企业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贡献力量，实现以保护环境为原则的经济发展。企业管理者进行决策时会考虑低碳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一方面，走绿色低碳道路会大幅增加企业成本；另一方面，披露碳信息给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原因，管理者对低碳策略犹豫不决。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管理者进行碳减排决策提供实证支撑，让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企业碳管理带来的经济意义，积极主动地加入碳减排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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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碳信息披露内容相关研究
2.1.1 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碳信息披露相关研究主要是关于碳信息的具体披露内容和披露质量。碳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的依据，因此，应该明确哪些碳信息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帮助。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内容都缺乏统一性，投资者难以从中获取有效信息（Dawkins，2011）[1]。虽然大量企业自愿对其碳信息进行披露，但缺乏将定性关系量化的公认衡量标准（Doran 和 Quinn，2009）[2]。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当前学术界最为认可的碳信息披露框架是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报告涉及的相关碳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碳信息披露项目由关注气候变化的机构投资者自愿成立。CDP 主要以向企业发放问卷的方式对企业碳战略、碳治理、碳管理和碳核算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并根据问卷回复内容形成 CDP报告。一些学者也对 CDP 报告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Hesse（2006）[3]对 2005 年 CDP报告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验证，指出 CDP 报告中披露的碳信息内容缺乏可信度，无法满足机构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应进行独立的合理性检查。Kolk 等（2008）[4]指出机构投资者通过 CDP 有效地引起了企业对气候变化的广泛关注，然而受回应数量有限和回应质量难以保障的影响，现阶段 CDP 的碳披露水平不能为投资者提供特别有价值的信息。Florence（2016）[5]选取法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通过企业报告（CR）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两种的不同渠道，其披露的温室气体信息是否具有一致性，研究发现，CR 报告中披露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低于 CDP 报告中所披露的数据。也有部分学者采用其他报告来衡量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Wei 和 Schaltegger（2017）[6]研究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报告对企业碳减排是否具有积极影响，通过分析五个行业40 家企业 GRI 报告及其 CO2 排放数据，发现 GRI 报告与改善碳排放之间无相关关系，并指出当前的社会责任报告策略是徒劳的，需要进行彻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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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碳绩效与碳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关于碳信息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主要以自愿披露理论和合法性理论两类理论为基础。基于自愿披露理论，碳绩效较好的企业更愿意主动披露信息，来向投资者展示企业良好的碳管理能力，因此碳信息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基于合法性理论，企业受到合法性威胁时，为减轻投资者对企业的潜在惩罚而选择自愿披露信息，因此碳信息披露与碳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2.2.1 国外研究成果
第一种观点认为碳绩效与碳信息披露呈现正相关关系，此观点理论依据为自愿披露理论。Al-Tuwaijri 等（2004）[17]通过联立方程法，基于 TRI 指数（循环利用垃圾的百分比）来评估环境绩效，使用有害废弃物、化学用品及石油泄漏以及政府对企业的环境罚金来测量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实证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与披露污染措施信息之间正相关。Clarkson 等（2008）[18]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报告得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研究发现美国五大污染行业中环境绩效好的企业更愿意公开披露“好消息”来传达自己的优异表现，以区别于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Luo 和 Tang（2014）[19]对 CDP 报告中 474 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研究发现企业自愿披露的碳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潜在的真实碳绩效，碳信息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rigoris 等（2017）[20]选取标普 500 强（简称 S&P500 强）的 102 家企业为研究样本，以碳信息披露领导指数得分作为碳披露水平的替代变量，并以温室气体（GHG）排放来替代环境绩效，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高污染水平对碳信息披露产生负面作用，且具有良好环境绩效的企业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时，其报告中披露了更多的碳排放信息。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碳绩效和碳信息披露两者关系为负相关，此观点理论依据为合法性理论。Patten（2002）[21]基于美国 131 家企业 1988 年的有害气体排放数据，研究环境绩效年报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之间显著负相关。Stanny（2013）[22]选取S&P500 强企业 2006-2008 年的 CDP 报告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碳排放量、碳排放核算方法和问卷回复率三方面信息的披露趋势，发现公司为了规避审查风险倾向于披露最低排放量，与合法性理论的预测一致。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证明碳绩效与碳信息披露无显著关系。Sutantoputra 等（2012）[23]选取了 53 家澳交所 200 指数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环境评级更高或者排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