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可调和的原因
摘要：北爱尔兰、克什米尔、卢旺达、斯里兰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库尔德斯坦、安哥拉、前南斯拉夫、苏丹,或许迟早还有比利时、巴斯克地区和科西嘉,不管这些冲突可能多复杂、多不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我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耳熟能详。它们有些以真实战争的面目出现,有的则藏在“事件”、“问题”、“麻烦”等婉转的、轻描淡写的词语的背后。
关键词：百年战争 暴力 民族斗争
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不可调和的暴力。媒体对这些冲突的报道,固然形形色色,却也有老生常谈的一面。图片和评论制造了一种单调的印象,仿佛以前都曾听过见过。这些冲突似乎将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一点儿没有“老去”的迹象。它们无休无止,每天给我们习以为常的灾难增添一分新的痛苦。伴随着一种厌倦和无可奈何的心情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袭击,http://www.51lunwen.org/没完没了的报复,以及更加抽象的死亡数字。这些冲突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牢牢扎根,形成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风景画,组成画面的是我们有倾向性的愤怒,不由分说的判断,以及漏洞百出的信息。它们正在产生一种虚幻的思维方式,赋予过去的行为某种意义,相信人们的先辈过去犯下的罪行将永远犯下去。把一些个别案例归纳成类的尝试已经开始,例如身份冲突、群体战争、地方自治运动、种族—民族斗争等等(Der-rienic,2001)。这些现象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有一种“家族相似”,这种相似源自于它们使用标志的狂热、全部行动的激进、充满激情的思想———这思想要把每次冲突都变成以虚幻的集体名义发动的战争。这些冲突都具有“虚构共同体”的特点,都摆出受害者的姿态,都把共同的不满,演义为对最根本差异的捍卫。因此,在群体的冲突中,对立各方把自己界定为某群体的成员,并从受威胁群体身份的角度来观察情势。在这里感觉变成了本质,分明的文化特性变成了群体赖以生存的自然因素。这类冲突的持续和激化,与一种天真的观点针锋相对。那种观点认为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交流,将消除文化和宗教的隔阂。全球化与分化就是在串通一气的虚幻中对话;而对身份过分强烈的关注,正在产生空前激烈的暴力对抗,在民主国家的腹地也不例外。这些战争不仅成功地使我们忘却它们发动的日子,也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旷日持久和解决不了的。它们是世袭的冲突,始于无从记忆的过去;它们的目的是永远打下去,把效忠与仇恨一代代传下去,就像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些战争的角色,也包括儿童———可怜的牺牲品或见习战士,他们常常被委以火上加油的使命。它们是世袭的战争,非要把不共戴天的敌人扔进仇恨的熔炉里焚烧才称心如意。它们是永无休止的战争,长期的积怨使速胜的希望成为泡影。维持这新“百年战争”的是实体主义观点,这观点反对停战,反对谈判。的确,参与这种共同斗争的友邦似乎出奇的团结,认为将战争拖得越长越好。行动和言辞都立足于长期,让事态永远延续下去。冲突的对手成了抵抗战士,他们在长期的冲突中获取巨大的符号性回报。由于在炮制集体神话的过程中,就为这些冲突的合法性和持久性提供了论据,因而严格意义上的军事行动甚至退居到了一个次要地位。打着代表现实处境旗号的仇恨,早就把它的根源,即社会—经济因素及政治现实,丢到九霄云外。这种回归部族状态的趋势,特别是在一种新的时间关系背景之下,正在发展着。和平的希望被战争毁灭。对和平的期待被听天由命所取代。好斗的参战人群不再谋求人间和平,他们结成同盟,投入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战争。这些具有宗教本体色彩的冲突,或多或少地源自于一种使对抗持续化和永久化的国际战略。因此,这种煞费苦心设计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和平定义,给交战者们提供了确保冲突永远结束不了的最佳选择,他们采用的办法是不停地把敌人逼回他们的起点,老账新算。国际关系的这一新格局并不令人鼓舞,特别是在传统解决办法似乎无效的时候。不可否认,西方外交正为一个危险的幻想付出代价。它不懂得这些冲突的内部运作,因为这些冲突的目标并不是快速取得胜利,迫使对方谈判,或结束人民的痛苦,恰恰相反,而是一意孤行,给那些有关人群的强烈仇恨火上加油,从而使冲突不得解决。极端态度为这些新冲突的存在提供了理由。因此,战争不再是政策失败的一种极端和暂时的工具,而是被逐渐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体失去身份属性的正式结束。因此,和平的象征性代价,似乎比战争的肉体代价更加惨重。或者说得更露骨些,发动战争成了避免和平的惟一手段。冲突的礼拜仪式 要确保群体对抗永远继续下去,首先要制造一股仪式化的潮流,让它贯穿并建构这些冲突的总体框架。实际上,这种潮流的形成和运作是通过一种巨大努力来实现的,这种努力包括反复地、系统地诉诸一套具有强烈象征性内容的、庄严的、法典化的行动。这一仪式框架的首要目的是消除将冲突解释和设想为一个短期的特殊事件,或者说得更简单些,是一个枝节问题的可能性,以便将冲突更牢固地纳入无形的世态物理。这种仪式化的主要目的,是把通常被公认为极端的、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行动解作正当的手段。这种礼仪因而改变了其本来的意义和价值,将可怕的事物、不堪设想的事情、不可容忍的行动变成了朴素的、普通的、甚或高尚的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炮制了一些新的形式———一个将冲突涂上寻常色彩的新词汇表,给它披上一种语义学外衣。人们逐渐接受了他们关于冲突的说法、他们编撰的故事,以及他们对英雄的描绘。一场文字大战掩盖了冲突的暴力,力图建立一种合法的、权威性的话语霸权地位。例如传统形式的公报里,充斥着交战者重申不可动摇、不可妥协的决心,以及他们决心战斗到最后胜利之类的诺言。要使战争继续下去,就要使自己相信,不管正确与否,他是处在受害者的地位,连自身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这就是说要坚信自己是在自卫,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同样,为了使他们的行动富有理性,冲突的情节,也就是说相关各方编造的故事内容,必须使他们的行动振振有辞,这才能让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要懂得冲突并为之辩护,就要把它跟血统家系挂上钩,追本溯源。想像的魔力能使人们用现代的眼睛回顾过去,从而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身份冲突,常常使得律师与长篇历史及官方历史的编撰者互相指责。这些冲突是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的继续,从尚未愈合的伤口汲取养分。他们的意图是重新打开没有得到良好治疗的伤口。结果,他们的仪式化演变成纪念行动和纪念地点,同样的情景不断地反复出现,给他们带来了好处。群体冲突更是如此,在冲突中,一个由命运之神选定的领袖将从众多精英人物中脱颖而出。安托尼·史密斯在他的许多研究中精辟地揭示,一个部族在选神时的古老信仰,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力,显然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种世俗化形式(Smith,1998)。这在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中尤其如此,东正教信仰使他们无时无刻地感到自己是优秀民族、天之骄子———一种产生于奥斯曼统治时期的意识。同样的进程正在爱尔兰人、巴斯克人、克罗地亚人、亚美尼亚人和泰米尔人中发生,也不该忘记19世纪末出现的“历史权利”说,复国主义者主张犹太人重返已被巴勒斯坦人占领多年的以色列。因此,要使冲突永久化,首先要把与冲突有关的语言本土化,必须使冲突不再被看成一个有着众所周知的开端和可预见结果的事件。相反,必须完全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和永恒的精髓。这种反复的仪式格局,使人们忘记了光阴的流逝,所以不必担心战争合法化的信仰可能被削弱。它将分歧和争执制度化,变成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沉溺于复仇性的仪式或炮制一种受迫害的礼拜仪式,是把战争置于长期化格局的方法,给那些对冲突举足轻重的人士带来快乐和满足。他们把自己永远置于这样的地位以后,就得不断地搬演同样的戏文,唱同一个调子。仪式化变成一种手段,促使卷入冲突的群体念念不忘自己的观点和感情;如果有必要,还可举行一些显示社会身份的典礼(如北爱尔兰的清教徒游行、加沙的葬礼、科西嘉的爆炸之夜等),来强化这种观点和感情。在辩证对待自体和他体方面,出现了一种含蓄的解读方法。为了提高自我吹嘘的调子,冲突双方显然都需要另一方。事实也确实如此,仪式化也激起另一方的反响,并引起国际社会“最强烈的”谴责。这样,一系列常规反响,使人们感到是被关在一个无头螺圈里的囚犯,身陷报复怪圈或恶性循环之中。一种相互关联的仪式延伸到冲突的各个方面。重申复仇的责任、指望赔偿、发誓采取报复性暴力行动等等,使野蛮行动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复仇不忘死者,为死者报仇。”(Sofsky,2002,p.206)用这种使死者永垂不朽的方法,让复仇的火种通过一种道德记忆的形式代代相传,同时也使它跟敌人联系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战斗。一种心照不宣的战争契约把冲突双方捆绑在一起,为暴力循环火上加油,不断给对方制造苦难。“复仇是没有穷尽的,因为事实上它在不断地给受害者制造屠夫。”(Anspach,2002,p.12)但是,人们不必盲从勒内·吉拉德著名的结构化、自然化的含糊说法(Girard,1972),相反,倒是应该强调群体内部运动不已、生龙活虎的强制力,因为它造就了荣誉的守护人,负责实施报复行动。仪式化进程采用重复的内容、基本不变的形式或话语,推动两大行动,以确保对冲突进行长期的、实质性的、象征性的控制。第一个任务与激化暴力行动有关。按照德国历史学家乔治·莫斯的说法(Mosse,1999),由群体争端引起的民间争端和国家间冲突,随着它的蔓延,似乎产生了一种新的暴力形式,其典型特征是残忍或“野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无论是采用极端方式,还是巧妙地运用标志或假象,造成滥用“超政治”暴力的是一种关于仇恨和美德的虚构神话,而这种神话又来自于对迷信、叛变和怨恨的解释。与通常的说法相反,群体冲突并非是偏差的、克己的或非理性的行动;相反,它们的行动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心态的指导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