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王安石军事改革中的利弊
[摘 要]王安石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精简军队,裁汰冗兵,建立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2.加强军队管理,改革更戍法,实行将兵法;3.完善募兵制,实现寓兵于农的保甲制;4.重视军需。王安石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虽然没有解除北宋的西北边患、改变“积弱”的政治局面,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北宋军事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中国军事史上有一定地位
[关键词]王安石 军事思想 军事改革
Abstract:Wang Anshi’s military thought mainly consists of four aspects of content;first,setting up an army withmore combat capability by simplifying the army and cutting down the surplus staff;second,tightening the management onthe army,reforming the old way that grading the border by turn and putting appointing generals into use;third,improvingenrolling solders and puttingmilitiawhich enrolling soldiers frompeasants into use;forth,paying attention tomilitary sup-ply.Although Wang’s military thought and its practice can neither resolve the problem in northwest of Bei Song Dynasty,nor reverse the unsui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they still made some progress.And,they changed the military system in BeiSong Dynasty a lot. Key words:Wang Anshi;military thought;military reform
一、王安石军事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北宋的外患主要是辽和西夏。北宋初期,宋太祖和宋太宗因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对辽的侵扰采取重兵防守的策略。在统一南方灭北汉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开始对辽进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宋军屡战屡败,从而被迫采取守势。北宋中期,宋辽战争的结果就是以宋朝每年缴纳巨额的银、绢换取“澶渊之盟”的和局。
宋仁宗时期,党项族强大起来,建立了夏。宋夏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双方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多数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到北宋中期,外患不但没有消除,而且国家财政日益亏空,农民生活日益贫困。为了应付辽、夏的侵扰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北宋历代统治者都继承了宋太祖的“养饥民为兵”政策,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宋仁宗庆历年间,军队总数已达125万之巨。从中央禁军到地方厢军都非常的冗赘,给北宋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蔡襄曾曰:“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俸、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1]
农民的贫困,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仅庆历年间就有京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起义、源南桂阳监的瑶族人民起义和河北的王则起义。更可怕的是澶渊之盟后,失败主义和忍辱求和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北宋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人无论是更换了多少次,总都是一致认为:不但是作为北方一霸的辽碰不得,就是连西夏也碰不得。为了鼓舞皇帝的斗志,扫除萎靡懦弱之风,王安石上疏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俱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他大声疾呼:“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2]嘉佑元年,王安石又上书再次提出变法自救,言词激烈恳切:“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3]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王安石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二、王安石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精简军队,裁汰冗兵,建立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
宋朝奉行“养兵”政策。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后来的统治者都继承了这一政策,每逢饥年都大量地招募军队,导致军队数量急剧增多,宋英宗时已达1162000人,是宋太祖时期的3倍。“养兵”的弊端日益显现,禁军骄惰成风,赢疾老怯,作战时怕苦怕死,往往临阵逃脱。欧阳修指出:“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军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4]而且,“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5]
对此,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王安石提出引入竞争机制,对禁军、厢军进行考核。不能胜任作禁军的降为厢军,厢军中不能担负职责者,免为平民。后来又规定“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6]其次,缩短士兵服役年限,裁汰老兵。为了减少军队数量,裁汰老兵,提高战斗力,王安石采取“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的政策,改变了旧兵制的“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及许也”[7]的情况,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最后,合并军营,给军营定编。熙宁二年,开始合并军营。“废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拔并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之兵类皆拔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奇零,各定以常额。”[8]
王安石实施裁汰冗兵的措施,其效果是明显的。军队的数量由英宗的一百一十六万到熙宁年间减少到五十六万余人,节约了大笔军费开支。尤其是并营之后裁汰了许多老弱士兵,提高了禁军的整体素质,纠正了士兵的骄惰之风,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元丰七年五月,宋军“不满千人,却贼数万,斩获著名凶悍酋豪十数;贼丧气逃亡遁”。[9]引入竞争机制后,宋军将士作战时奋勇争先,能吃苦耐劳,不怕死。
(二)加强军队管理,改革更戍法,实行将兵法
更戍法是北宋统治者吸取唐五代“惧将之能私有其兵”的教训而创立的。每隔几年更换一次禁军的驻屯地点,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兵”,造成“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着急威惠,以是数至败衄。”[10] 王安石采取了重大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难题。首先,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将专兵的政策,将禁军固定在某一地区,由固定的将领就地训练,做到将兵相知,把部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据《宋史》记载,自将兵法实行以后,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将领。例如郭逵,“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之言其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尽其技。”[11]更重要的是将士一心,同仇敌忾。将兵相知使将帅“所领多故部曲,付之有恩惠,遇敌则身先之,下有伤者,载以己副马,故能得士死力。”[12]
其次,加强军队训练。王安石置将之后,加强了军队的训练,规定军队“分将教习”,“日夜按习武艺,交兵皆早晚两教”。[13]同时,为了鼓励将领和士兵刻苦训练,为军队树立榜样,枢密院每年秋天都要举行武艺比赛,“择武力士,凡千人选十人,皆以名闻,而待旨解发。”[14]
再次,调整军队部署。王安石根据北宋形势变化,大力加强了边疆的军事防御。在全国总共设置九十二将,重点是在京都地区和西北边防。在开封府、河北、京东西路设置三十七将;鹿廷五路设置四十二将。在军队较集中的地区,每将各设置副将一人,且“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尝历距阵亲民者充”。[15]在内地驻军较少的地区则置单将。将和副将有领兵训练、作战的权利,不再受地方官的节制。这样,实际上改变了宋初以来历代君主所奉行的“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重视西北边防和武将的作用,允许将领有部分置军的权利。
(三)完善募兵制,实行寓兵于农的保甲制度
北宋中期以来,尤其是庆历年间(1041-1048),农民起义“一年多于一年,一火多于一火”。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王安石认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之计,非小事也,”[16]决心寓兵于农,建立兵农合一的保甲制度。
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吸取了唐代的府兵制的某些因素。如兵农合一、按丁征调。“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上有余而壮勇者亦附之。……是农民半为兵也。”[17]自备资装,除禁用的武器和上番的口粮之外,保丁要自己“创袍、市巾、买弓、条箭……”。[18]同时,注重骨干的力量,以地主分子为骨干组建保甲。“选主户最有力者为大保长。”集中训练大保长,优与酬赏;利用乡党关系加强联系和控制。“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为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19]
熙宁八年,保丁武装自司农寺转隶兵部,由枢密院指挥,与正兵一样,成为有节制的民兵。最重要的是农闲时,保丁经常在一起训练,提高了保丁的军事素质,产生了许多“强勇精悍”之人。这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元丰四年九月,宋神宗下令募熙河民兵,保卫兰州,从而粉碎了西夏军队的进攻。[20]保甲兵成为禁军的重要辅助力量,达到了与“正军相参”的目的,有利地推动了禁军的整顿和改革。
(四)重视军需
王安石非常重视军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