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武德文化在军事道德建设的价值研究
摘 要:当代中国先进武德文化不能离开传统武德文化的土壤凭空生长,必须移植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灵根。用德性视角审视我国传统武德文化,其“德胜”战略思想、以“唯人是保”为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仁战”思想是我国古代灿烂武德文化的精华。在人类进入数字化、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对我军道德建设仍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德性 “德胜”战略 “唯人是保” “仁战”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战争与文明总是相伴而生,文德与武德总是相对而长。世界历史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战争与军事理论,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国文化那样,孕育出数量如此庞大、质量如此优良、形式如此成熟的兵书战策。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的统计,中国目前存目的兵书为3380部,其中存世兵书为2308部,此外还有大量散佚的兵书。浩如烟海的兵书典籍,群星璀璨的兵家名将,荡气回肠的经典战役,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灿烂的军事文化。在源远流长、璀璨夺目的军事文化中,我国注重德性伦理的武德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放射着关注战争正义和军人德性的武德文化光芒。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历代兵家的兵书典籍中,亦散见于儒、道、墨等各家的相关章句。不管是历代兵家还是其他各家的武德文化思想,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和核心都是德性。一般来说,德性指根源于人们内心道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获得性品质,它是道德的核心,是人类一切美德的总和,是道德真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德性犹如良好的道德基因,它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军人某种特定的一贯性的行为倾向。研究我国传统武德文化中的德性思想,寻找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灵根,是构建我国先进武德文化的历史基础。我国古代兵书典籍浩如烟海,武德文化思想丰富多彩,笔者选取其主要思想,从军事伦理、军人伦理和战争伦理三方面分析概括其德性内核。
一、古代德性伦理主流文化孕育了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
我国古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道德文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伦理特色,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德性伦理文化,德性既是其人生的起点,也是其人生的终点,是其人生的价值追求,具有本原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的根本目的就“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①。这里的“明明德”就是昭彰、显明、完美的德性;“亲民”指新民,即造就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新民”。整句话意思是通过个体德性的修炼,达到提高个人和集体幸福的“至善”理想。作为“东方圣经”的《论语》,主要就是教人在具体的境况中如何做出道德的行为,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践行德性伦理。由孔子创立,孟子、荀子完善,董仲舒、王守仁、朱熹、王夫之等发扬光大的儒学,实质是一种如何培养人、造就人、完善人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如何成德之学。儒家主流伦理文化的德性传统举世公认,受其影响,佛、道各家也很重视德性修炼,佛家讲去恶从善,道家讲修道积德,都把德性实践作为第一要义。可见,我国古代主流传统文化是一片肥沃的德性伦理土壤,它所孕育的军事伦理思想必然具有浓厚的德性特色,这点集中体现在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之中。
古代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在兵家典籍和儒、释、道、法、墨等各家典籍中都可见到。这种“德胜”战略思想,内涵深刻,主要包含三层意思:(1)以德固国。我国历来主张德治、德政,注重政府道德形象。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②。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在儒家主流文化倡导下,德治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这种思想透在军事伦理中,就表现为以德固国,即依靠政府、军队和百姓的道德素养来巩固国防,增强国家凝聚力。我国商末周初最早的兵书《军志》就有“有德不可敌”的思想,可惜此书已佚,我们不能见到其详细内容,但这一思想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刻影响④。《太白阴经》中同样强调国家和军队的兴衰成败在于仁德是否倡扬,作者指出“由此言之,天时不能祜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这说明对一个国家来说,仁德之状况比地势之险易更为重要。现今世界有些国家被美国称为“流氓国家”、“无赖国家”,这虽然是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但也要承认这些国家政府的道德形象确有缺陷,这些缺陷也确实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是“有德不可敌”的反面教材,要好好领会我国古代“德胜”战略思想。(2)以德强军。我国历代兵家对道德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中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最透彻、最深刻的要数孙膑,他在《将文》篇中写道:“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力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孙膑在这里明确提出“义”、“仁”、“德”等道德因素是军队战斗力的内在依据,是军人冒死进攻、克敌制胜、勇力倍增的原因,因而加强军队道德建设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3)以德致胜。“德胜”战略的最高境界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兵不血刃就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点被许多兵家当作用兵的最高境界来追求。管仲讲“错国于不倾之地,授有德也”⑤,主张“竟于德”而“不竟于兵”;兵圣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孟子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⑥他们的意思都是主张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不用流血牺牲或者少流血牺牲,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德致胜、不战而胜,才是“善之善者”。
我国古代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在战争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法家韩非,向来器重“法、术、势”的威力,轻视道德的作用,可他对舜征服有苗的历史事实称颂有加,说明“德胜”战略思想深得人心。殷周时期的文王倾商、武王伐商,也是“德胜”战略思想成功运用的战例。文王武德战略的重要特征是施行“德政”,收揽人心,史称他“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他一贯“笃人、敬老、慈少”,关心鳏寡孤独。有一次甚至下令厚葬施工中偶然发现的死人骸骨,人们告诉他这是无主的,他坚持说“有天下者天下之王,由一国者一国之主,寡人故其主矣”。从此民间流传:“西伯泽及枯骨,况于人乎”。文王的“德政”对各地诸侯的影响极大,以至发展到“诸侯皆来决平”(请文王裁决争端)。最典型的是历史上的两个属国虞和芮(均在今山西境内)因领土问题争执不下,不找其主商纣而找文王裁决,但入周境看到周人互相礼让的道德风尚,感到惭愧,未见文王就“俱让而去”,矛盾解决了。从此,有的诸侯称文王为“受命之君”。武王继承文王的“德政”传统,广播仁义,积蓄力量,在商王朝动荡不安之时,乘机兴兵,直捣殷都,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一战而亡商纣,建立周朝。还有商汤王伐桀,“十一征而天下无敌”,这些都是“德胜”战略思想成功运用的战例。
“德胜”战略思想当然不是崇尚空谈道德,如明朝士大夫似的“平日拱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是主张厚德以载物,以深厚的道德修养智慧来“固国”、“强军”、“用战”,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想“德胜”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道德真理的力量,是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落后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一客观规律在当今世界依然起作用。现代战争还没有开始,作战双方在道德战场的激烈交锋早已展开。现代战争中的各种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的核心就是道德战,而且这种道德战远远比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长。现代国家的元首,都承认道德力量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993年1月5日在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发表演说时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资资源,以促进民主和和平”。他言下之意是承认道德资源在促进世界民主和和平中的巨大作用,这好像是我国古代“德胜”战略思想的现代版。
二、古代长期战争实践造就了军人伦理以“唯人是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我国古代战事频繁,先秦时期是一个群雄混战的时代。有人统计,进入春秋以来,在长达294年间,有史料可稽的战争就有483次,在战国的254年间共发生了战争230次⑦。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我国也出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等分裂时期,加上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内战频繁。此外,我国还经常遭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战争也不少。正是古代长期频繁的战争,锻造了古代军人高尚的武德人格。
古代军人和现代军人一样,可以分为两类:将帅和士兵,因而军人道德也可以相应分为将帅道德和士兵道德。将帅道德和士兵道德在原则规范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两者的地位、职责和能力的不同,对将帅的道德要求一般要高于对士兵的道德要求。由于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英雄史观),他们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者,普通群众不起作用,加上古代冷兵器时代的体能战中勇力过人的武将在战争中作用重大,古代的兵书典籍在论述军人道德规范时,一般只论述将帅的道德,很少专门论述士兵道德。如果我们把将帅的道德规范作为军人理想的道德规范,我国古代兵书典籍对军人道德规范的论述就十分丰富了。历代兵书都从自己的价值观和分类标准出发,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和德目体系。孙子提出以“智、信、仁、勇、严”五德为纲的将帅道德修养理论;《六韬》提出“勇、智、仁、信、忠”之将帅五德;《三略·下略》指出了“道、德、仁、义、礼”五德等。归纳概括历代兵书的军人伦理思想,笔者把古代军人道德体系概括为一个核心原则和八个德目。
贯穿古代军人道德体系的核心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