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依据现有研究、相关理论和发展现状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分析两者间的作用机制，据此提出假设。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便开展实证检验。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纳入到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策略之中。推进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现代乡村服务业、乡村新兴产业与新业态以及增进农民富裕的产业等领域，推进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工作。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方式和产业发展动能的有效转变，事关乡村产业振兴工作的顺利推进。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产业振兴工作进展迅速，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和建设并延伸产业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提升了农村内在发展动力。但伴随着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也难以避免存在一些诸如生产效率低、资金支持少、产业转型慢的短板。可以想见，无论是通过技术支持提升生产效率，还是培育新兴产业主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持。地方财政支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产业的资金难题，但财政覆盖的范围广，支持力度较为分散，在长期填补偌大乡村产业资金缺口方面力不从心。这就迫切需要金融服务参与以解决乡村产业发展困境。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各类移动通信、支付平台应运而生，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诸多便利，同时也催生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金融技术产物。从现有成果看，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传统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地理位置、资源配备等方面的壁垒，激发了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内部资源的科学整合和合理利用，吸引外部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通过“三产”深度融合渠道，助力农户进入发展前景更为宽广的超大市场（王昆和崔菁菁，2023）。但数字普惠金融想要最大程度发挥自身功能，离不开区域内金融环境、数字设施、认知水平的支持，农村地区金融环境相对欠佳、数字设施相对匮乏、认知水平相对低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在农村地区打通发展渠道，注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发展，有待进一步探究（徐伟祁等，2023）。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乡村产业振兴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聚焦于对乡村产业而言产业聚集的影响。Palive和Wang（1996）利用空间动态效应模型对外部城市的产业聚集对本土城市产生的辐射效应进行量化处理。Rosenthal和Strange（2006）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地区间的产业聚集效应会逐渐消弱。Hare和Denise（2009）研究发现随着劳动者学习能力的提升，其所在地区的农村产业聚集效应也会随之增强。国内众多学者从新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出发，探寻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多样路径。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产业基础由于农业经营规模小、竞争力弱等问题的存在而处于薄弱状态，“三产”融合程度不深，乡村产业建设仍是建设现代化的短板，必须增强乡村产业的融合程度，构建现代乡村产业结构；发展乡村要素市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培育新兴农村经营主体，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推进科技创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金正，2023）。也有学者强调各类组织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如范建刚（2023）指出基层党组织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事业中的重要性，提出三大机制；供销合作社这一合作组织是连接农村和市场的重要纽带，要积极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充分其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邹宝玲，2023）。刘明辉和乔露（2023）聚焦于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从理论出发，提出“科技赋农、组织聚农、城市帮农、绿色旺农”十六字举措。刘晴等（2023）关注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工作瓶颈，构建“生产—产业—经营”三大体系结构模型，提出提质增效、聚焦融合发展的路径，为中西部脱贫地区开展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提供参考。电商发展如火如荼，各直播平台成了农村地区销售特色农产品的重要渠道，青年返乡利用电商平台创业，有助于整合乡村产业资源，激发乡村产业振兴活力（王昆和崔菁菁，2023）。董小君和完颜通（2022）着眼于供应链金融这一新兴的金融服务形式，剖析其服务于乡村产业振兴时面临的困境，提出对策建议以形成长效服务机制。欧阳秀兰等（2022）认为税收政策能够助推涉农产业发展、提升乡村创业就业活跃度、营造农村地区产业融资良好环境，进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现状分析
第一节相关概念
一、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的出发点是通过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较为完善、便利的金融服务。2005年，普惠金融的概念取得中国的认同并成功引入。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五年规划，界定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其旨在确保所有社会成员以合理成本获取各种金融服务。目前我国普惠金融主要向诸如低收入人群、农民、残障人士、老年人、小微企业和贫困人口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一是拓宽服务渠道。由于银行网点分布范围有限，仍存在金融服务盲区，这就需要零售网点配合提供金融服务；二是发放小额信贷。改善低收入人群的资金状况，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创新移动支付。利用科学技术开发移动支付平台，减少金融服务成本，增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四是制度保障。确保制度为金融服务保驾护航，降低管制程度，保障普惠金融长远发展。
二、数字普惠金融
传统金融提供的金融服务以产品为导向，先设计生产产品，再匹配与功能相适应的服务对象；数字普惠金融则以需求为导向，利用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准确对接客户需要，为客户制定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项目。从这方面来看，只有在数字转型上实现创新与突破，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才能有效发掘市场需求，为面临资金困境的特殊群体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支持。
利用挖掘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数字技术，实现数字技术支持普惠金融，给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模式、精简金融服务程序、畅通金融服务环节，以达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提供了先进的数字技术支撑，使得普惠金融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动能，数字金融的迅速增长同样为其转型提供了机遇和驱动力。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并不是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简单嫁接，而是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的转型与升级。
第二节现状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现状分析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从3个维度出发，拓展出33个细化指标，打造出了较为完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在当下的发展状况。根据这一指标体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算术加权平均后，可以得到全国30个省份2011-2021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下文根据官方公布的总指数进行地区分布趋势和时间趋势的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地区分布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参考万婷和原士朝（2023）的做法，以2021年人均GDP水平为依据，将30个省份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重庆、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16个省份；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宁夏、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海南、甘肃、青海和新疆14个省份。观察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均值在2011-2021年间的走势情况。走势图如图2-1所示。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9
第一节理论基础.............................19
一、金融相关理论..............................19
二、产业相关理论...........................20
第四章研究设计.............................25
第一节数据来源说明....................................25
第二节模型构建...............................25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29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分析..................................29
第二节相关性分析........................................29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外）共计330个样本量，做了重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1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这一被解释变量的最大值为0.691，最小值为0.0840，数据波动较大，表明我国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之间的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可视差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最大值为4.590，最小值为0.183，平均值为2.315，这不仅表明我国不同年份和地区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所不同，也显示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逐渐向好。控制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其中除农村人力资本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平均值更偏向最小值，说明财政向农业倾斜、推广农业保险、传统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人力资本的最大值为2.294，最小值为1.771，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存在不平衡，同时各地对接受教育的认识程度也有所差异，另外平均值2.052更偏向最大值，说明教育资源正朝着均衡状态发展以及农村居民对受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现有研究、相关理论和发展现状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分析两者间的作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