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管理论文，本文采用中国十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川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162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对城市经济效率和金融集聚水平的测算、金融集聚对经济效率的空间回归分析以及从经济发展模式、区域两个角度划分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从十个城市群的整体层面来看，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呈“倒 U 型”影响，且现阶段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呈促进作用。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呈正向相关，表现为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正向促进该城市的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也由于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城市经济效率；但如果金融集聚水平过高，则会对城市经济效率形成负向拖累。此外，环境规制、科研支出等控制变量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但政府支持、工业化率对经济效率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而人力资本、交通设施指标显著性不强。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中国大陆的金融集聚现象日渐明显：2019 年第十一期及往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均表明内地各金融中心竞争力呈现较大差异，金融资源更多向全国性金融中心（上海、北京、深圳）集聚，区域金融中心竞争格局相对稳定于“层化”发展[1]。一方面，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较强，加上资源跨区流动的成本降低及各地区对金融资源的强烈竞争，金融资源更多向发达地区和金融中心流入，呈现金融集聚现象；另一方面，规模经济效应、不对称信息和非标准化的默示信息等要求金融主体在空间上具有邻近性，这也促使了金融集聚的形成[2]
城市群已然是当今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目前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在 2019 年 12 月的重要文章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2020 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城市群协同发展态势良好，核心区域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在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各具优势的城市群，发挥不同等级城市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推动大中小城市经济协调发展，有助于优化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布局。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三大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金融产业集聚的地方，《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指出这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份额占全国GDP 的比重的 40%以上，在拉动和引领全国经济中起重要作用；而幅员辽阔的中西部地区金融产业发展虽较为滞后，但近些年全力推进山东半岛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经济布局来推动中西部区域经济占比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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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文献综述
（1）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
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是学者重点关注的内容。Porteous（1995）、 Zhao（2017）强调“信息腹地”“路径依赖”“不对称信息”等对金融集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4][5]。Gehrig（2000）从向心因素（规模经济、信息溢出和市场流动性等）和离心因素（市场进入限制和企业垄断等）两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向心因素会促进经济金融集聚，而集聚规模过大会导致离心因素积累然后趋于扩散[6]。张凤超（2003）提出“金融资源论”，认为金融资源在空间分布非均质、不连续的特点会引发金融地域运动[7]。黄解宇等（2006）指出金融集聚的原因是金融流动性、空间外在性、规模效应、信息不对称及非标准化信息所要求的金融主体空间邻近性 [2]。任英华等（2010）认为区域创新、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李正辉等（2012）发现信息不对称、规模经济和政府政策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影响，且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强度具有差异性[9]。李大垒（2014）研究表明不仅职工平均工资、人均 GDP、教育投入和财政支出等可以促进城市金融产业的集聚，而且虚拟变量反映的空间差异性即东部地区也更有利于金融业的集聚发展[10 ]。徐晔等（2016） 认为中国金融集聚的主要动因是机会成本、规模经济、金融资源份额及默示信息[11]。
（2）金融集聚的测算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可以发现金融集聚水平的衡量指标多样，包含了因子分析法、DEA、行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产业集群指数等一系列测算方法。这里整理后将其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
单一指标法通常是以金融业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 HI 指数等作为单一指标来测算金融集聚程度。徐沈（2011）引入空间基尼系数、HI 指数和行业集中度三种测度方法分析了我国的金融集聚水平现状[12 ]；区位熵是最常用的测算方法，但使用区位熵这一模型所使用的具体参数也不尽相同。（1）从业人员区位熵：任英华等（2010）、李正辉等(2012)、于斌斌（2017）、龙云安等（2019）、施本植等（2018）以各区域的金融部门从业人数占该地区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与全国金融部门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之比这一形式表征了各区域的金融集聚程度[8][9][13][14][15]；（2）人均金融占有量区位熵：黎杰生等（2017）、丁艺等（2010）对 Haggett 的产业集聚区位熵指数进行扩展，以某地区的人均金融占有量与全国人均金融占有量的区位熵比值分别测算了银行业、保险、证券三大金融代表性行业的金融集聚水平[16][17]。（3）金融业总产值区位熵：王锋等（2017）以地区的金融业总产值占比与全国金融业总产值占比的区位熵作为衡量金融集聚的指标[18]。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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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金融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家 Krugram（1995）提出，集聚是经济活动在地理学上最突出的特征，即空间上的集中和聚合。“集聚”是指在向特定区域集中产业、人力等，这一词来源于产业经济学。产业集聚是指同属于特定产业领域、地理位置接近的相关企业和机构，依托其共性和互补性相互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升竞争优势。而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托手，金德尔伯格（1974）最早提出金融集聚区，即金融机构由于金融市场组织的规模经济效应选择特定区域经营。
目前对金融集聚的含义尚未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但大多学者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金融集聚进行界定：从静态角度看，金融集聚被定义为金融业向某特定地区集中后使得区域内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的金融制度、机构、政策、产品等有机结合的一种状态或结果[8]；梁颖（2006）认为金融集聚是与国际金融机构、跨国企业、国内公司总部之间往来密切并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如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国内金融企业等）在特定的区域进行集聚的特殊产业空间组织[47]。从动态角度看，金融集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黄解宇等（2006）、刘军等（2007）、袁华锡等（2019）将其定义为因金融资源与区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而成长发展的金融产业引起的一定地域空间转向金融地域密集的动态变化过程[2][44][48 ]。现下比较流行的金融集聚概念是指金融产业基于某种或几种因素向产业中心靠拢而形成的结果[49 ]。本文中的金融集聚是指金融产业基于某种或几种因素向产业中心靠拢，引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规模等金融资源集中的一种状态或结果，并且从金融规模、金融密度、金融深度三个层次来构建评价体系并度量来反映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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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产业集聚理论
金融集聚属于产业集聚的范畴，现有的金融集聚理论就是在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基础上研究发展起来的。而产业集聚经过不断发展已逐渐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同流派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本章节主要从新古典学派的产业集聚理论、产业区位理论、钻石模型等理论来进行介绍。
（1）马歇尔外部性理论
1890 年新古典经济学派鼻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eshall）最早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产业集聚”、“外部规模经济”等概念。他认为产业集聚有以下原因：一是产业集聚不仅可以为企业快速匹配到拥有所需技能的劳动工人，同时也能提高劳动工人的就业率。二是企业集聚有助于辅助性行业的发展。企业的集聚不仅有助于加速产业本身的发展，也可以带动与该产业相关的辅助性行业，令其为产业提供专业化的技能与服务。三是企业集聚能够产生溢出效应利于行业发展，如信息、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可以加速行业整体发展进程。他还提出规模经济存在内部和外部之分，内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自身规模扩大带来的单位成本下降，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由于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等引起的整个行业单位成本下降。并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基于外部规模经济的理论思想将产业集聚界定为：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效益某一产业选择在某特定区域高程度地集中，汇集产业资本要素的过程。
（2）韦伯区位集聚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 1909 年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研究了企业区位选址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他提出工业企业地理区位选址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共同作用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