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发表，本文建立线性概率回归模型研究了 2341 家 A 股上市公司 2003-2018 年在 13 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该作用存在滞后效应。这就意味着，当中国政策变动、经济环境不稳定时，企业难以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认为投资风险较大，从而减少在国内的投资，而将资本投资于政策环境较稳定的国家。而当东道国政策波动不稳定时，东道国的政策波动大，跨国企业审查体系严格，企业为了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倾向于减少对该国的直接投资，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经济全球化发展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交织融合，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数量爆炸式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顺应全球化贸易的趋势，积极对外开展投资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应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活动能加速国内外资本、人口和技术的流动，促进国内外贸易往来，加速形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外双循环的经济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助力中国发挥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引领作用。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增长迅猛。1978 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需求井喷式增加。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为企业营造了更广阔的贸易环境和更适宜的对外投资条件，此后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在 2015 年，中国已跻身海外投资大国之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逐年累积。2017年-2018 年，由于中美贸易纠纷初显负面影响，国际政策环境不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减缓甚至为负。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跨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市场竞争并开展海外投资，对企业而言，有助于拓宽企业的经营领域，壮大企业的发展；对国家而言，也能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引进先进工业技术，意义十分重大。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出口的宽度和深度，使出口贸易规模扩大且贸易方式多元化（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另外，通过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与经营管理，企业可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并对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从而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整个行业、产业乃至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鲁万波等，2015）。
1.2 问题的提出
国内经济政策环境波动对对外直接投资有何影响？当其他国家经济环境较稳定且政策波动小时，是否会吸引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是如何的？除了经济环境波动和政策变动的影响，企业的发展现状和自身特征是否也会影响海外投资？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事件如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战等显现的政策波动和经济环境变动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该实施怎样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方式？这些便是本文想要寻求的答案。
首先，本文介绍了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以及全球政策环境的情况，从而强调本文的研究意义。带着上述研究问题及研究目的，本文查阅大量文献，梳理了相关的逻辑脉络，总结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目的和动机、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方法以及多位学者关于不确定性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汇总大量信息，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成就和目前面对的挑战，并分析了全球政策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存在的政策不稳定因素，然后根据经济学原理、以往的研究以及本人的推测提出合理的研究假设。在理论分析后，本文通过时间和空间结合，建立了较完善的实证研究分析体系。
横向上，构建了包含 2341 家 A 股上市公司 2003-2018 年在 13 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三维非平衡面板数据，并采用线性概率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次，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企业异质性，涵盖宏观及微观控制变量比如东道国规模、东道国贸易开放度、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等。纵向上，结合重要经济贸易事件如金融危机、2015 年中国股灾、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等，讨论不同国际形势下政策波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本文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与度量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为有效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而直接向国外输出资产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贸易往来愈加频繁，经济学家们开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探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以及投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Hymer(1972)提出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将推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需求。当企业在生产技术、营销手段以及经营管理方面比国外竞争对手更具有有利的垄断优势时，企业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国外设立子公司或工厂迅速垄断其他国家的市场，从而获取利润。进一步，Buckley & 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深入研究了企业的进出口行为和海外投资行为，该理论认为，不少出口企业发现在和东道国同类企业竞争时，它们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利润，因此它们会转变贸易模式，直接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前人的基础上，Dunning(1977，1979)提出经典的 OIL (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框架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当企业具备所有权、国际化和区位优势时，才会进行跨国投资，也正是因此，只有少数企业能在海外投资中成功。OIL 框架理论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受到了很多学者们的批评。比如， Rivoli & Salorio(1996)的研究表明，当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不稳定或政治环境动荡时，即使跨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再具备所有权、国际化和区位优势，其依然会对该国直接投资，因此OIL 框架理论中的竞争优势不再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目的。
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市场逐渐繁荣，很多学者基于前人的理论，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和贸易现状，探究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行为。Wells (1983)总结了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企业的三大特点：市场需求较小、目标群体有限、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国外本土企业市场需求大，目标群体多元，因此难以大规模地推广生产技术。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更加低廉，且技术能进行大规模推广，从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并扩大生产规模。相似地，Lall(1983)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企业擅长学习并运用国外高新技术，并根据母国的市场需求和产品的特点，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本土化改进，从而利用先进技术提升生产率。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定义与度量
政府在制定政策前期不公开不透明，实施政策中期存在政策变更的可能性，后期投资者难以预料政策对投资的长远影响，政府也难以预测政策的实施效果，由此产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Bloom et al.(2007)认为，在政策制定期间，政府难以完全控制政策产生的影响，导致投资者难以预测市场的走向，因此产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样地，Baker et al.(2013)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难以预测，因此产生了风险。
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各国具体的政策制定、政策变更、经济形势等密切相关，所以通过描述统计、标准化模型构建等方法来计算替代指标存在较大的困难。为研究政策环境的变动，一些学者采用了总统选举、党派纠纷或官员调动等数据。Gemmill(1992)对比了各国总统选举期间和非选举期间的股票数据，从而研究政策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Jones＆Olken(2005)认为，官员有权力制定地方经济政策，而且官员行为受政府支持和法律保障，因此官员任免、换届以及官员的执政能力都会影响地方经济环境和制度质量。贾倩等（2013）实证研究发现，当某个城市即将有与经济政策相关的官员比如市长、市委书记、商务部部长变更时，企业难以判断未来政策的变化趋势与市场的发展趋势，于是会降低投资频率，减少投资规模。另外，罗党论等（2016）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了地方官员比如市长或市委书记变更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官员变更意味着当地企业在贸易与投资时面临更大的风险，且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城市或地区更容易受到官员变更的影响。然而，以往的文献采用政府换届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不准确性和局限性，因为该指标更倾向于刻画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而非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且该指标的构建需要基于各国国情和时代背景，不具有普适性和可比性。
3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14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14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14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剖析 ................................. 15
4 实证分析 ............................... 28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28
4.2 描述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