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实证结果分析 ............................... 29
5 结论与建议 ................................. 44
5.1 研究结论 ..................................... 44
5.2 政策建议 ............................................ 44
5.3 不足与展望 ................................ 46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刘莉亚等（2015），根据企业的关联公司来判断其是否存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数据来自 CSMAR 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研究数据库。如果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注册了子公司、合营企业以及联营企业，且控制权益比例超过 10％ ，则认为该企业当年在注册地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所用企业数据如债权比例、盈利能力等均来自 CSMAR 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数据库。本文参照杨栋旭等（2019）的处理方法，依据以下标准进行样本处理：（1）剔除财务异常或连续亏损两年以上的 ST 类和 PT 类样本；（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指标值有缺失或者有异常值的样本。
本文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来自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发布的“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ices”①，其中，CEPU 指数是 Steven J.Davis et al.(2019)基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编制的，FEPU 指数是 Baker et al.(2016)基于各国的最具代表性的主流媒体编制的。学者统计并筛选相关新闻报道中与经济、政策相关的情感表达词汇，然后计算筛选出的文章占全部文章的比例，该指数涵盖了 21个国家或地区。在东道国的选择上，本文排除了爱尔兰、西班牙和智利，因为中国企业在这几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很少，且数据缺失。因此，本文的东道国样本包括 13个国家，分别为巴西、俄罗斯、美国、韩国、意大利、德国、印度、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法国。
本文将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投资行为、投资年份以及投资国家相互匹配，经过搜集和筛选，最终构成了包含 2341 家 A 股上市公司 2003-2018 年在 13 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三维非平衡面板数据。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建立线性概率回归模型研究了 2341 家 A 股上市公司 2003-2018 年在 13 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该作用存在滞后效应。这就意味着，当中国政策变动、经济环境不稳定时，企业难以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认为投资风险较大，从而减少在国内的投资，而将资本投资于政策环境较稳定的国家。而当东道国政策波动不稳定时，东道国的政策波动大，跨国企业审查体系严格，企业为了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倾向于减少对该国的直接投资，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
第二，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不仅受贸易双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影响，还会受自身发展特征影响。当国内经济政策波动频繁或东道国经济政策更加稳定时，比于高融资约束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更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将有更大意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另外，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低。
第三，重大国际经济金融事件比如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战产生的政策波动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即使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也难以推动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企业更倾向于相信中国政府的稳健性，从而减少了海外投资。而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当国内经济政策波动或东道国政策环境稳定时，企业比往年更加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