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发表，本文应用 1996 年－2018 年中国经济的季度数据，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中国非线性泰勒规则对总就业、民营企业就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当经济增速高于 10.1%时经济进入扩张区制；当经济增速低于 10.1%时，经济进入收缩区制。自 1996 年第一季度至 2019 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共经历了 5 次区制转换。自 2011 年第三季度起，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收缩区制，经济进入新常态，保障充分就业为这一阶段最优先的经济目标。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障和促进就业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出发点，其对保障民生，发展经济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对民生方面的保障不断加强，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完善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经济发展与保障就业相互促进，我国在保就业与稳就业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首先新增就业人数始终处在高位，近年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均超过 1300 万，超过政府所设定的目标；其次，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随着我国城市化与产业高级化的推进，大量劳动力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就业结构从由第二产业主导转变为由第三产业主导，就业结构转变为“倒三角结构”；最后，区域格局更加合理，大量劳动力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区域间新增就业更加协调，区域就业格局更加合理。就业的保障与民生的改善为中国经济发展增强了活力和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以内”作为“十四五”期间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且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的重要战略部署，保障和稳定就业在未来中长期内为我国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
但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增速见顶、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出现，我国保就业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如何运用好货币政策等手段稳定就业，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从我国经济社会实际来看，利率与新增就业间存在稳定且清晰的政策传导路径，利率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我国就业市场；同时利率政策能够直接对我国消费与投资规模形成政策影响，尤其当经济下行时，积极稳健的利率政策能够有效扩大投资与消费、改善经济结构，从而稳定就业；从政策效果来看，利率政策的可控性与稳定性较好，政策时滞较短，央行能够精准地运用利率政策稳定宏观经济，从而稳定和促进就业。同时利率政策又具有操作灵活，政策影响较为可控的优势，同时利率的变化更能反映市场的供需关系，其对市场主体的作用也更加直接。因此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异质性影响，对于我国当前部署“六稳”、“六保”等措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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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以往对于泰勒规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泰勒规则与货币数量理论的比较，而对泰勒规则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与效应预测则相对较少。而针对就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速、价格水平、工资水平以及技术等对就业的影响，考察泰勒规则尤其是非线性泰勒规则对于就业影响的定量研究的数量相对有限，对利率影响企业就业途径的阐述仍然不够细致和全面。本文一方面运用实证方法对非线性泰勒规则进行参数估计与稳定性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实证方法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对于不同类型企业吸纳就业的影响。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本文进一步补充了泰勒规则在中国应用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为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提供了较为新颖的方法和视角。
1.2.2 现实意义
作为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重点的“六稳”和“六保”都把就业放在首位，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货币工具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居民就业等能起到调节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央行的利率工具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优于货币数量工具，因此研究利率政策对于就业的影响，能够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六稳”和“六保”工作提供重要的政策借鉴。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各类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国企对“稳岗”、“稳就业”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国企在承担过多稳定就业的任务时也会导致个别岗位的员工过多的现象出现，造成全员劳动率下降，影响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对国有企业促进稳岗就业，保障社会就业托底以及平衡其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等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在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劳动就业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尤其在城镇劳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的贡献率更是在 80%以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居民就业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往往遇到更加突出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经营上也容易遇到更多的困难。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民营企业往往会遇到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形式更加复杂、程度更为严峻的问题，因此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对于民营企业的影响，对我国当前发展民营经济，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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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非线性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应用研究
泰勒规则由 Taylor（1993）[3]提出，指通过对利率进行调整，以使得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经济目标达到目标值，其在美国货币政策中的运用中具有良好的政策效果，但简单的线性泰勒规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泰勒规则针对主要政策目标进行调节，但国民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其本身特点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线性泰勒规则往往会在某些时间失效甚至起到反作用，因此学者们结合现实经济需求对简单线性泰勒规则进一步扩展，将其与非线性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相结合，形成各类非线性泰勒规则与现实经济进行拟合，发现与经济增长区制相结合的非线性泰勒规则能够更好地刻画现实经济，因此该种非线性泰勒规则被更加广泛的研究与接纳。对中国泰勒规则及其变形的检验，已有大量的学者做了相关的工作，谢平和罗雄（2002）[4]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方法，首次运用泰勒规则检验中国的货币政策，发现利率规则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是由政策时滞导致，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的货币政策更加符合泰勒规则；孔丹凤（2008）[5]、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回顾和比较了泰勒规则、麦克勒姆规则等四种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中国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分别验证，结果表明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两种泰勒规则要优于两种麦克勒姆规则；Zhang（2009）[6]、赵进文和高辉 (2009)[7]则引入了一般动态均衡法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均发现在中国利率政策对经济具有较好的调节作用；李成等（2010）[8]使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中，货币政策的策略是以利率最优化为目标；卞志村和胡恒强（2015）[8]与王曦（2017）[9]均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等定量研究的方法，比较了利率规则和货币供应量规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规则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但综合来看，泰勒规则对于经济调节的效果好于货币数量规则；金春雨等（2018）[10]基于新凯恩斯 DSGE 模型，发现当政策目标为稳定宏观经济时且货币偏好较大时，泰勒规则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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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线性泰勒规则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研究
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学者们从各个层面对这一货币政策目标进行了研究。刘金全和张屹山（2001）[19]对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分析，发现长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首先影响价格水平继而影响就业；范从来和程俊杰（2008）[20]认为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但货币政策的关注点主要为保持货币的稳定和保持经济的增长，对促进就业这一政策目标的关注度不够，因此货币政策应当在未来更加关注充分就业这一政策目标；许先普（2009）[21]选取 1980-2006 年的经济数据，使用 Sidrauski 模型对居民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扩张的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宋琴和胡凯（2010）[22]利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就业目标制与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的社会效用，发现就业目标制下的社会效用更高；王荷淋（2016）[23]对货币政策与就业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利用 VEC 模型定量研究了以就业为中介过程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研究发现短期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对促进就业的作用非常有限；牟俊霖和王阳（2017）[24]利用面板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其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扩张型货币政策对于就业的影响有显著的区别，扩张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就业有促进作用，而扩张型的利率政策则会抑制就业的增长。而张璞和宋云星（2021）[25]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就业的非线性影响不仅有中国宏观经济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指标也会受到国外经济变化的影响，运用因子分析与后验分析后发现，欧洲央行的非线性政策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影响，但在不同经济区制下影响也不同，在经济萧条与扩张时对中国的影响较大，经济平稳时的影响则相对较小，综合来看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通货膨胀与产出两个方面，而在就业方面则影响则相对较小。
图 3-1 泰勒规则对就业影响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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