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发表，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对“全面二孩”背景下 A 省 D 县的城镇二孩家庭的育儿支持生态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由于育儿支持生态不完善，虽然不同社会阶层的城镇家庭所面对的育儿困境并不相同，城镇二孩家庭在育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育儿困境。
1.绪论
1.1 研究缘起
1.1.1 选题背景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 1982 年制定至 2013 年底，实施31 年，为我国累计减少了四亿多新生儿，使得我国的人口增长模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过渡型逐步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得我国在三十年内完成了其它国家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型，很好地控制了我国建国初期开始的人口增长过快势头，人均资源占用量较少，环境压力巨大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在人口转变期间，稳定的低出生率改善了民生、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更优化了我国的人口结构，使我国进入到一个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其形成的人口红利更成为我国日后经济腾飞的巨大推力之一。简言之，“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物质匮乏、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政策的实施也的确缓解了当时国内资源与人口不平衡这一突出问题，推动了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现在的国情与建国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截止到 2013 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23.3‰下降至 12.1‰，伴随着当初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退，低生育对于我国而言不再是促进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剂良药。极低的生育率所引发的人口老龄化、适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开始阻碍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鉴于这一现实状况，2013 年，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国之强盛巩固基础力量，夫妻双方可实现生育两个孩子”，该意见的提出表明“二孩政策”正式进入执行阶段。但政策出台后，符合政策条件的育龄夫妇所提出再生育申请的数量远低于官方预期值，国民新生儿出生率低下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2015 年 10 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国在“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又提出了“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我国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在短期内我国的新生儿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均出现小幅度回升，2016年国内新生儿总数量达到 1787 万人；相对比上一年，增长了 131 万人，增长率达到12.96%左右。然而新增新生儿的主要来源是多年以来“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中所堆积的人口生育势能的释放，伴随着堆积人口生育势能释放的接近完毕，我国的生育率再次出现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18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为 10.94‰，创建国以来历史最低。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口结构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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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育儿支持生态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我国城镇家庭低生育率问题，研究家庭育儿中面临的困境及相应的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城镇家庭育儿成本研究
一是城镇家庭生育的直接成本。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与意愿生育数量、实际生育数量和已育一孩家庭的生育意愿有着显著相关性①。中国正处于生活成本高涨阶段，极高的生育成本养育成本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②。生育二孩还会降低家庭在经济上的风险承受能力，使得城镇家庭缩小原有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剧家庭的经济负担③。难以承担高额的养育成本，是城镇家庭选择不愿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和过去相比，城镇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家庭花在胎教、早教、上学择校等方面的教育成本显著上升①。我国婴童产业虽然规模大，但整体品质不高，使得大量城镇家庭选择了境外婴童产品，增加了家庭开销②。城镇家庭更注重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学前教育、择校、报兴趣班等教育开支愈发沉重。城镇家庭的子女有更好的医疗资源，但同时城镇家庭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收入在儿童医疗支出上。
二是城镇家庭生育的间接成本。还有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家庭在二孩出生后，都会在职场上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女性，甚至会有女性员工因为生产被迫离职的可能③。母亲因生养孩子而放弃培训或晋升机会、岗位被调换、收入减少的现象均不同程度的存在。二孩的出生会增加家庭在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和金钱，降低父母的生活品质④。
（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状况研究
笔者梳理了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1957 年出台的“两勤方针”理论上主要是为了鼓励女性人员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可是，从实质角度而言，对于女性的地位进行明确，其不仅要承担家庭重任，还需要承担工作重任⑤。十五规划期间的“阶段性就业”的实质仍是让女性在生育期间暂时放弃事业，全身心投身于育儿工作中⑥。我国 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草案)》明确为生育提供保障及标准，提升收入的方式，让女性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减少生育环节中出现的风险。2015 年，关于人口生育的相关法律得到完善与优化。全国各省份及城市不论是事业单位，还是私人单位，如若员工出现怀孕后，将产假由原来的 7 天，延长至 25 天左右。以此作为基础，保障女性同胞可实现产后得到良好的修复⑦。我国建国之初便建立的生育保险制度，从新中国建立到发展至今，国家针对产假进行优化后，针对的人员不仅仅有女性人员，同样也包含男性人员⑧。国家为了减轻贫困家庭教育成本，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虽然该项制度能够让教育成本得到有效降低，但是，关于 0 岁至 6 岁时间段的儿童并未制定相关法律措施对其进行照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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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概念及理论阐述
2.1 概念界定
2.1.1 育儿困境
本文阐述的“育儿困境”是指城镇家庭在再生育及养育孩子过程中，再生育为母亲带来的健康风险，养育二孩过程中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成本、父母工作中的机会成本、家庭幸福指数的下降等所有城镇二孩家庭相较于一孩家庭额外的育儿困难。2.1.2 育儿支持生态
指个体（家庭）能够从家族、社区、市场、社会及国家中获得的物质、信息、服务、情感等各种支持的育儿生态系统。
本文的“育儿支持生态”主要指的是为二孩家庭育儿构建完善的生态系统。这种想法主要源于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等等。家庭在养育孩子时的支持生态系统是作为家庭、市场、社会、政府多方面共同作用,通过物质、制度、意识三个不同层面展开的对城镇家庭养育多子女的立体支持网络体系①。生态系统相关理论是由布朗芬布伦纳所提出的，该系统主要包含四点：（1）微系统；（2）中间系统；（3）外部系统；（4）宏观系统等等。本文设定的系统中主要包含六点：（1）家庭；（2）社区；（3）企业；（4）市场；（5）社区等；（6）政府等等。在该系统的基础上，查尔斯.扎斯特罗等人通过大量研究与实验后得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该系统的主城主要有三点，（1）微观系统；（2）中观系统；（3）宏观系统等等；在该系统中，不论是家庭以及机构，还是社区以及团队等均可实现整合归纳到整个系统中。并且表示，该系统是保障人类和谐生活的主要核心。本文在开展研究以及分析环节所选取的系统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作为理论指导，认为城镇二孩家庭作为养育二孩的主体，在育儿过程中面对着如下外部支持系统：1、微观系统，即指育儿主体的内部自我支持，如夫妻彼此的理解支持、隔代照料等；2、中观系统，即指能够与育儿主体发生直接接触的支持系统，包括亲朋网络、社区、（育儿机构）校园、企业、第三部门和市场；3、宏观系统，即指无法与育儿主体发生直接接触，但仍会对其间接产生影响的支持系统，包括国家法律、育儿支持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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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性别分工理论
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石，而分工主要体现在劳动环节中。以分工的形式开展工作，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在当前，这种方式广泛使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家庭以及私有制等相关文件中明确表示：“早期的分工主要以男女为主，生育子女的形式中呈现①”。工业革命之前，家庭作为以婚姻为契约的基础社会劳动生产单位，为了实现生产效率高值和家庭财富最大化的取向，基于男性与女性生理构造的差异性，在当时社会自然而然形成了男性从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女性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庭分工格局。这样的性别分工在当时确实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但工业革命的之后的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得到优化及革新，在此背景下，生育模式也迎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劳动力市场逐渐呈现出女性人员的身影，其与男性人员一样，均已劳动的形式，换取相应的回报②。随着这种形式不断发展，女性人员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得到明显上升。可是，家务以及劳动两者是不能分开的，而传统思想下，男性均以务工为主，女性一旦怀孕或者是生子后，就需要照顾整个家庭，随即相应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家庭地位。与之对应的，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无法与社会劳动产生直接的联系，其劳动价值往往不被社会所认可，所拥有的家庭地位也较低。而这一情况又反过来强化了女性无法产生像男性那样的劳动价值，更应该从事比较繁琐的家庭劳动。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里，女性的全部价值都只能体现在相夫教子之中，而男性从事家庭工作则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表现。
表 1 开展对 D 县访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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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省 D 县城镇二孩家庭育儿支持生态的现状.................................. 11
3.1 调查研究设计........................................11
3.2 D 县城镇二孩育儿支持系统的主要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