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2011-2021年三省一市的11年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相对指数即现代与传统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值，用熵值法将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5个三级指标拟合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数，文章运用OLS回归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证明了假设H0的成立，即数字化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我国经济也面临着下行压力，出现了内需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技术的优势也从中显现出来，显现出逆势增长的态势。据统计，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GDP比重达到38.6%，相较于2005年的2.6%，其增长趋势之大有目共睹。数字经济的总体规模增长到了39.2万亿元，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中占比最多的一部分，其占比也是逐年稳步上升，2005年产业数字化占比约74.3%，直至2020年共上升了6.6个百分点。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辐射速度之快、扩散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让国家越发重视。“十四五”时期，中央国务院就在2021年底印发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激发数据潜能、加强数字基建、依托数字平台，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调发展，实现数字经济从量到质的飞跃，我国也转向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除此之外，从近几年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对三大产业的发展升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渗透率从低到高分别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且服务业的渗透率远高于工业和农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属于发展时期比较靠后的产业，具有新兴的发展潜能，与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一样同样不容小觑。2022年中下旬的2022全球服务贸易大会暨首届国际数字贸易峰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是由商务部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协办，报告中提到我国服务贸易综合指数排名由2021年的世界第12名跻身到世界前十，现居于全球第9名。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在2012年约9.1万亿美元，2021年达到了11.7万亿美元，总贸易规模增长了28.7%，我国贸易规模也增长了40.1%，蝉联八年获得世界第二服务贸易大国的荣誉。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从服务贸易综合指数来看，逐渐形成了“北上广苏”的服务贸易格局。2022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了3392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7%；
1.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运用熵值法将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5个三级指标拟合成数字化综合发展指数，从而进一步讨论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首先，文章主要描述了本文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概念及分类，随之整理了现有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文献，运用了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进行探讨。其次，总结了数字化发展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发展的现状，并构建了数字化综合评价指数，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细分。再次，本文的直接影响是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发展水平三个维度进行讨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讨论数字化间接影响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相关机理。除此之外，参考现有文献的研究情况，构建数字化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次，本文使用计量模型分析，运用到stata18.0软件，从整体和分维度两个方面探究了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并完成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对现有的实证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政策建议。
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数字化的概念及分类
数字化的最早提及于Negroponte（1996）的《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中，认为数字化是指将数字信息技术运用到生活生存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学习、生产、交流、工作等等，是一种将现实存在的“物理原子”运用到虚拟世界的过程[6]。Negroponte所提及的Digital之后被译为数字化传入中国。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其定义也随着其所存在的背景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Sambamurthy等（2003）[5]、Chen等（2018）[2]指出，数字化是对数据包的转化过程，即将某个组织中的各种产品、流程等以比特和字节的形式创建成数据包并在因特网上进行流通和传输，从而实现企业的管理和经营。赵东（2014）认为数字化的定义是从客观事物抽象成二进制代码，进而形成bit（0和1），并实现二次处理、储藏、展现和传递的过程[29]。文章还提及了数字化的三大特征以及四个发展阶段，特征主要包括虚拟现实性、跨越时空性及低成本复制性。余佳每（2022）提出数字化是由变革型的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的转型，如今正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19]。
数字化在现有学术界中讨论不充分、不完善，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通过整理数字经济和信息通信技术的相关文献更好地理解数字化的发展。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1973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的“信息经济”发展到了“互联网经济”，直至2010年，OECD用《互联网经济展望》替代了《信息技术展望》，详细解释了互联网发展现状、情况、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一些安全私密问题。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复合技术联盟主席D.塔帕斯科特在其1995年出版的《数字经济——联网智力时代的承诺和风险》一书中提到，他指出：信息技术的数字革命，使数字经济成了基于人类智力联网的新经济。
2.2.文献研究综述
2.2.1数字化的相关研究文献
徐扬帆（2022）选取92个国家在2008-2017年的数据，从四个角度分别研究了其对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其中，在数字服贸进出口结构方面，运用到了Matlab软件，构建了BP神经网络模型，研究发现保险养老、金融、知识产权费、个人文化娱乐服务进口增加对竞争力的影响大于其出口影响，而电信服务和计算机服务的进出口效应正好与之相反[18]。文瑞（2022）主要研究了服务贸易的现有问题，发现其内部创新动力不足、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赋能的建议意见，表示要营造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从而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45]。朱福林（2021）将数字服务贸易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高质量发展的规律，研究发现数字服务出口占比与数字服务进口占比趋势呈现相反的状态，数字服务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出口增长更为强劲，与此同时，文章剖析了数字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50]。温湖炜和舒斯哲（2021）采用产业识别法测度了22个OECD国家和金砖五国2012年-2018年的样本数据，运用了UCINE6软件分析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地位变化，研究结论表明以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处于核心贸易集团，而金砖五国整体处于贸易往来的边缘处，中国的地位随着经济发展在进一步向贸易网络中心移动，逐渐形成中日韩贸易集团，但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贸易网络外层[51]。岳云嵩和李柔（2020）计算了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指数，对比了我国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分析了我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意见和建议[57]。岳云嵩和赵佳涵（2020）运用了GMM的研究方法，基于14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主要研究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相关因素，文章做了一系列基准分析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了分类讨论：发现收入水平越高，该国的数字服务产业竞争力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GDP提升会对数字服务出口产生负向影响[58]。
第三章数字化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现状及问题分析...................23
3.1.数字化发展现状............................23
3.1.1中国数字化发展水平现状.............................23
3.1.2长三角地区数字化发展现状...........................28
第四章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理论分析..........................49
4.1.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直接影响........................49
4.2.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间接影响.............................51
第五章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实证分析........................55
5.1.模型构建.....................................55
5.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55
第五章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实证分析
5.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5.2.1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服务贸易结构出口相对指数（STSC），学术界对于服务贸易结构有多种度量方式，比较公认的服务贸易结构度量方式是由李丹（2010）[31]提出的服务贸易自由度，不同于绝对指数，该指数更详细地度量了传统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贸易的关系，即现代服务贸易出口额与传统服务贸易出口额两者之间的比值。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数（DIG），本文参考段世德和黄泽索（2021）[47]、张超（2022）[8]、樊玲和刘凯（2022）[39]、颜雪（2022）[9]、焦萍和张帅（2023）[34]等多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