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文章在梳理和吸纳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理论基础。紧接着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保障和创新环境、数字贸易潜力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熵权法测算了58个样本国家2010年—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阶段。随着数字技术兴起，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新的信息采集、储存和商业模式逐渐改变着传统的贸易方式，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全球数字交付服务出口额年均增速达到7%~8%。2020年全球服务出口下降18%，而可数字化服务出口3.17万亿美元，同比仅下降1.8%。数字贸易凭借线上订购、数字交付的优势，为全球贸易恢复注入了新动能。2021年全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到38610.8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占服务贸易的比重达到63.6%，已在服务贸易中确立主导地位。
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1。数字经济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等数字技术领域积聚了较强的实力和规模效应，跨境电商、ICT产业、数字服务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同年，我国数字交付服务贸易规模达到2.51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数字服务出口1.42万亿元，增长12.2%2，说明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当前中国促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尤其现阶段，全球数字化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各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全球数字贸易正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呈指数比例增长，成为全球贸易增长最显著的新型贸易形态，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力。这不仅对全球贸易利益分配和全球治理结构带来深刻变化，也对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新的需求[1]，各国加速了其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加入区域、双边、多边数字贸易协定的步伐。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竞争优势的同时极力推进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意图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先机，制定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模板。尽管我国得益于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发展红利，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货物贸易上发展较快，但相比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数字贸易规则制度建设落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目前全球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新课题，也是RTAs数字贸易协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2]。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
1.2.1.1 数字经济的概念演进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紧密相关，其动态发展的特征使得社会各界对于数字经济的概念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13, 14]。
早在数字经济萌芽阶段，已经有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做了初步的解读。Tapscott[15]在《数字经济: 网络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首次提出“数字经济”，但是他只是用数字经济来泛指互联网兴起后的各种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精确的界定。Kling, R.和R. Lamb[16]认为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数字技术为商品和服务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技术支持，他认为数字经济包含四个部门，即高度数字化商品和服务部门、混合数字商品和服务部门、信息技术密集型服务和产品部门和IT行业部门。Mesenbourg[17]认为可以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以及信息技术对企业、市场结构、劳动力、价格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来衡量数字经济带来的增长。孙德林和王晓玲[18]认为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催生了信息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信息技术使数字经济具有快捷性、边际效益递增性、外部经济性等特征。
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学者们对数字经济的概念理解也在不断拓展。Deardorff [19]将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分为五类：数字订购的实物产品、互联网传输的数字产品（音乐、电影、书籍、软件等）、数字远程服务、云储存、数字平台。向书坚和吴文君[20]认为只要理解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数字化和互联互通这两大支柱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并辅以日益关联的技术生态系统，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便能万变不离其宗。同样地，佟家栋[21]在梳理了各国学者和机构对于数字经济性质界定后，跳出了对数字经济概念的精确定义框架，总结了数字经济的“六化特征”，即数据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共享化和普惠化。包振山、李国荣、夏杰长[22-24]等认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主要经济形态，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数字经济
通过总结前文国内外各机构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概念的理解和界定，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是从信息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发展而来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通信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的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创造出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性新产业新模式，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辐射范围最广泛的产业领域。网络化的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桥梁，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网络化平台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直接传递信息，促进经济活动快读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加工、处理、交易和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对于数字经济概念的定义，笔者更倾向于采纳2020年7月中国信通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对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即数字经济包括了信息通信产业部分、传统产业结合数字技术部分、数字治理部分以及数据价值化部分。
2.1.2 数字贸易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传统贸易，并且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新型贸易形式。现阶段，由于迭代更新和升级的数字技术，数字贸易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各机构对于数字贸易的界定有所侧重，还未形成口径统一、权威精确的概念定论。
国外国际组织机构对数字贸易的概念率先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解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发布了三份数字贸易报告涉及数字贸易的定义。2013年7月的报告中首次定义了数字贸易的概念：通过固定线路或无线数字网络交付产品和服务，它不包括大多数实物商品的商业，如网购的商品和以二进制信息为内容的实物商品[83]。这里的数字贸易排除了通过互联网订购的商品和具有数字内容的实体商品，更强调国内外线上交付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是一种狭义的定义。
2.2 理论基础
2.2.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由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的一篇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交易成本指的是获取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花费的费用，以及进行谈判和签订契约的费用。具体来说，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契约成本、监督契约执行的成本以及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由于不同类型的交易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因此将其明确界定和列举较为困难。Williamson[94]进一步将交易成本简单分类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违约成本。他认为交易成本产生主要原因是异质性信息与资源无法流通，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得市场被少数人把持。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领域的不断深入，交易成本理论被用于解释新领域的现象，比如电子商务、数字平台、数字贸易等。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印行的《Tomorrow 3.0: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Sharing Economy》一书中提出数字经济的革命在于改进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有效促进资源配置｡
相比传统国际贸易，数字化转型极大地降低了贸易成本。数字经济通过降低搜寻成本、复制成本、交通成本等提高市场交易效率[95]。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数字贸易有效降低贸易壁垒和信息不对称，使得交易更加便利高效。数字平台集合了多方的数据和市场信息，同时实现了信息促进市场主体之间互动，改善市场效率。数字化使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降低治理机制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第3章 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测度及国际比较 ................ 28
3.1 数字经济的测度和国际比较 ......................... 28
3.1.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28
3.1.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国际比较 ............................ 31
第4章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影响实证分析 ........ 39
4.1 研究假设 .................................. 39
4.1.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影响 ...... 39
4.1.2 数字经济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存在异质性影响 .................. 40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61
5.1 结论 ........................ 61
5.2 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