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影响实证分析
4.1 研究假设
4.1.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影响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数字化利用了数字技术降低数字贸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签订合同和执行合同的成本，通过利用网络化、智能化手段，数字贸易能以更低廉的价格、更高效的方式达成交易。而且数字化在跨境贸易具体实践的客户需求对接、交易磋商、货物交付、国际结算、物流运输等关键环节也能有效减少成本支出，节省交易成本。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数字贸易壁垒，促进了传统贸易规则的创新。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电子传输关税免税等促进贸易便利化条款几乎同时出现在WTO电子商务谈判框架和全球RTAs数字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条款的创新和发展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保障和支撑。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如5G互联网、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贸易过程的电子化和数字化提供了物理基础，从而促进了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提升。
数字经济使有效知识在社会网络之间扩散、外溢，打破了信息壁垒和知识传播的地理限制，从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数字技术发展。一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有积极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保护研发投资，使得数字企业在创新的同时降低技术泄露的风险，还能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因此，一国制度保障和创新环境水平的提升会影响RTAs数字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数据本地化等条款的约束力，从而促进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提高。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文章在梳理和吸纳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理论基础。紧接着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保障和创新环境、数字贸易潜力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熵权法测算了58个样本国家2010年—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存在严重“数字鸿沟”问题。之后本文依据TAPED数据库的赋值将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分类为贸易促进条款、数据相关条款、个人隐私条款和争端解决条款，从而构建了数字贸易规则总深度指标，从统计的图表中可以看出样本国家数字贸易规则总深度和异质性条款深度整体在逐年上升，总深度以及数据、隐私条款深度在2018年以后上升的比例较大，说明随着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全球发展，各国签订的RTAs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条款的约束力水平逐渐提升。在后续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跨国比较分析中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水平靠前的国家中数字经济排名在前30的国家占比较大，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水平反而不高，这说明我国当前数字贸易规制实践落后于数字经济发展，签订的RTAs数字贸易协定规则深度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较为落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