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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中国海外并购倾向的影响

日期:2024年04月03日 编辑:ad201107111759308692 作者:无忧论文网 点击次数:216
论文价格:150元/篇 论文编号:lw202403261625044846 论文字数:32522 所属栏目:国际贸易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基于Thomson One Banker全球并购数据库,建立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3-2019年中国海外并购数据研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中国海外并购倾向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引入中介效应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

第一节  海外并购相关概念及类型

一、海外并购的定义

并购(Merge and Acquisition)本质上是企业发展扩张的一种手段,包含两重含义,即兼并与收购。兼并指通过转让产权,使相互独立的若干个企业合并成一家企业,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收购指一家企业利用手中的现金或有价证券对其他企业进行产权上的购买,从而获得该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海外并购(Overseas Merge and Acquisition)则是对并购场景的具体化,指一些跨国性质的企业为开发国外市场,通过购买或其他渠道,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国家企业的产权。对于企业而言,海外并购能使其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实行差异化经营战略,提高经营效率从而扩大盈利空间,实现自身的国际化发展。

二、海外并购的类型

(一)按行业划分

按照并购双方所处行业类型,可以将海外并购分为纵向并购、横向并购与混合并购。

纵向并购指位于供应链不同环节或阶段的生产相似产品的两个以上异国企业,出于节约成本或增加收入目的而发起的并购,一般发生在上下游企业之间。一般来说,企业之间有合作经验,较为熟悉对方生产状况,因此相较于其他并购形式,纵向并购更能提高企业的融合效率。在生产或销售方面具有相似产品或服务的两个以上异国企业,为扩大市场份额或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发生的企业间并购被称为横向并购,它也是最常用的海外并购方式。这种形式下,并购双方差异小,较容易整合,但可能会导致行业内企业数量减少,造成个别企业拥有垄断地位。混合并购是指两个以上不同行业的异国企业间的并购,通常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实现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其优点是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能够产生组合效应,使企业内部享受从生产到销售等方面的组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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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用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三大基本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

区位优势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在区位选择上具有优势,即能够选择相对于国内某些不足方面更具优势的地区进行生产。区位优势也可以认为是东道国拥有的优势,例如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政治、经济制度优势,企业自身只能适应和利用该优势。若东道国市场环境相对于母国市场环境更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那么东道国将对该企业跨国经营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所有权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交易性所有权优势和资产性所有权优势。交易性所有权优势也可以认为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规避风险,从而降低其交易成本所获得的优势。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则是指企业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上的优势,即在生产设备、厂房、专利、商标等方面具有垄断优势。所有权优势理论认为国内企业相对于东道国企业具有垄断优势时,跨国经营将使国内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而会驱动国内企业的海外生产经营活动。内部化优势指当外部市场不完全甚至是失灵时,企业可以运用其特定的所有权优势降低或消除成本,此时内部交易效率更高。因而当内部化成本较小时,企业更有动力进行海外并购。

二、外来者劣势理论

外来者劣势理论(Liability of foreignness)最初源于Hymer(1976)提出的“海外经营成本”,即企业在海外进行交易和经营活动时,其外来者身份将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在此基础上,Zaheer(1995)指出,外来者劣势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还包含给跨国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非必要社会成本等:跨国公司如若不能合理地进入到东道国的信息网络和人际网络中,将很难获得市场准入许可,难以得到当地政府和竞争者的公平对待,难以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第二章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中国海外并购发展历程

第一节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发展历程

一、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起源与发展

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期,欧洲商法提出的以互惠平等为前提的商品贸易原则可视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和巴基斯坦于1959年签订了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20世纪60年代,包含有投资者权利和投资保护内容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出现,以帮助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规避东道国由于制度不完善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但该时期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谈判实力上与发达经济体尚有不小差距。20世纪80年代起,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希望通过建立稳定、有序的法律框架体系给予外商制度层面的保护,以促进缔约双方相互投资。但是,大量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既未充分考虑本国的适应能力,还有可能给本国带来负担。进入21世纪,东亚金融危机及阿根廷经济危机使得各国在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上趋于理性,不再盲目跟进而是出于竞争性目的进行选择。投资自由化也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成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需要着重考量的内容之一。

二、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发展历程,中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对外实践上正经历由“欧洲模式”向“北美模式”的转变。

中国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探索与对外直接投资一样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作为投资东道国接受外来资本,对待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较为慎重,尽可能地保留了对外资的管辖权。这一时期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条款数量和结构上基本固定,与“欧洲模式”保持一致,强调对流入国内外资的保护。

第二节  中国海外并购发展历程

一、中国海外并购历史进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且以海外工程承包、劳务输出为主要形式,导致早期中国海外并购较为迟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海外并购的发展也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历程与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基本一致,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萌芽阶段,二是“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至金融危机前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融合阶段,三是金融危机后至2016年的快速发展阶段,四是2016年以后的调整阶段。

(一)萌芽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且主要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到“走出去”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中国海外并购寥寥无几,呈现出数量少、规模小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尝试通过海外并购打开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化经营。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1999年“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为契机,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海外并购热潮。由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验较少,企业在这个阶段的投资主要是小额尝试为主,且投资主体主要为政策性国有企业及某些勇于探索的创新型公司,对外投资区域大多集中在与自身相邻的亚太地区。由于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机电等方面。

(二)融合阶段

21世纪初期至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得益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中国对外开放迈入新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征战海外市场,积累海外并购与国际化经营经验。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力量,虽然并购数量并不占优势,但并购金额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企业。例如中海油、TCL、中国化工等大型企业相继在欧洲、北美地区以巨额资金收购了一批企业。从产业分布来看,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且并购区域集中在欧美与亚太地区。

第三章 研究设计.........................25

第一节 研究假设..............................25

第二节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26

第四章 实证分析及拓展..................................31

第一节 基准研究.........................31

第二节 双重差分法适用性检验........................32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44

第一节 本文结论.............................44

第二节 启示与展望..........................44

第四章 实证分析及拓展

第一节  基准研究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4.1所示,列(1)只包含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列(2)至列(4)依次加入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和时点固定效应,列(5)在此基础上将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处理。由表4.1可以看出,未引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时,核心解释变量Bit_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和预期相符。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Bit_post的系数为正且仍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生效对中国海外并购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结果支持理论假说1成立。

由于可能存在的歧视性待遇以及东道国国家政治风险,以及企业自身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对外部风险规避能力不强等原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会面临诸多阻力与成本(蒋冠宏,2015;郭建宏,2017)。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并购也常被东道国冠以“非公平竞争”、“追求政治目的”等负面标签,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显著的外来者劣势。面对错综复杂的境外投资环境,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