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笔者认为“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当前中国减排的任务仍面临严峻考验，研究价值链嵌入对出口贸易碳的影响，可以分析中国减排的路径，研究价值链嵌入对进口贸易碳的影响，可以明确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54]。“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但不可忽视当前二氧化碳减排（以下简称减排）所面临的难题：(1)人口规模巨大，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碳排放量从2000年3003.4（百万吨）到2019年9794.8（百万吨），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4%（WIOD数据库数据）。(2)时间紧，任务重，从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时间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单位产出能耗高，且能源结构不合理，2021年中国煤炭消耗占能源总消耗的56%左右，而天然气占比仅为8.9%（国家统计局数据）。(4)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中国碳排放结构以发达地区占比1/3，黄河流域占比1/3，其他地区合计占比1/3，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碳排放量越高（冯奎，2021）[6]。(5)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当前阶段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而减排政策的实施必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向国内收缩，经济逆全球化趋势开始明显。在政治方面，民族、民粹主义兴起，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政治力量逐渐加强；在经济方面，国际贸易停滞，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转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社会文化方面，反全球化政治力量操纵国内民众，公开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而在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国际议事协调机构接近停摆，多边主义受到霸权主义侵袭，全球合作困难重重。在单边主义、疫情和战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制造业本地化趋势加强，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出现更多不确定性（渠慎宁和杨丹辉，2021）[29]。
1.2 文献综述
1.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价值链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Porter（1985）[73]在《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被用来描述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后来波特对价值链的概念进行扩展，将不同企业进行比较，提出价值链体系概念。国内外对于价值链的研究热点和关注点存在差异。对于研究热点，国外主要集中在价值链治理、升级、配置和衡量等方面，国内则集中在价值链治理、产业升级、价值产生与分配和产业地位评价等方面；对于关注点，国外研究倾向于公共治理、经济升级和环境升级等人文理论研究，国内研究倾向于升级路径、行业地位测度和价值链重构等本土化应用研究（李煜华和周伟，2021）[14]。
(1)产业地位评价
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的壁垒较低，且参与成本低，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激烈（Sampath和Vallego，2018）[75]，而发达国家制造业通过垂直化分工，攫取了超额利润，是全球分工的显著受益者（Bartel等，2007；Freeman和Kleiner，2005；Bugamelli等，2008）[59][62][6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嵌入价值链的程度加深，但目前，制造业仍处于低端环节。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位置指数高于其他制造业部门（周升起等，2014）[55]；从技术角度来看，中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波动中下降，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分工地位稳步提升并向上游环节靠近（刘琳，2015）[17]。对比中美两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分工地位，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以加工和装配制造业为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远低于美国，国外附加值较高，而国内附加值和服务附加值较低，入世以后有向上攀升的趋势，但总体趋势并不显著，而美国长期占据研发和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国内附加值和服务附加值较高（赵家章等，2022）[52]。中国服务业整体和细分行业的位置指数在入世之后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王厚双等，2015）[34]。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发展，将使“中国制造”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尹彦罡和李晓华，2015）[45]，但也有向好的一面，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中间品国际竞争力上升，生产活动向高端环节攀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价值链的地位攀升贡献增加（樊茂清和黄薇，2014）[5]。
2 理论分析
2.1 相关理论
2.1.1 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次提出分工理论，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远发展。从原材料、中间产品再到产成品，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形成产业链，再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产业链网络。分工通过提高工人工作效率、节约成本、实现技术进步，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使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工业革命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和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提出要素禀赋理论，分工方式更侧重于产业内分工，发达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资金和完善的市场作为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原材料，攫取了巨额利润，却只承担了较少的贸易成本。20世纪80年代，格鲁贝尔（Grubel）和劳埃德（Lloyd）针对当时的复杂分工模式，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发达国家利用规模经济和差异化产品获取分工利益，以自身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拉动经济增长，主宰全球分工体系，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只能为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初级制成品和廉价劳动力，成为发达国家转移国内经济矛盾和攫取利益的战场。
2.1.2 低端锁定和战略俘获
Arthur（1989）[58]提出“锁定效应”概念，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报酬、经济和技术水平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实现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但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深陷低端锁定。究其原因，从国内方面来看，包括发展中国家不注重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本土企业市场势力不足、制度原因和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等；从国外方面来看，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发达的市场、发包商的打压和技术封锁等。
2.2 模型分析
2.2.1 理论模型
参考吕延方等（2019）[21]的研究，假设存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1）只有两个国家𝑎和𝑏，存在进出口贸易，只生产两种产品𝑋和𝑌，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𝐾和劳动力𝐿，要素价格为𝑟和𝑘。假设商品𝑌在生产过程中不存在碳排放，因此只需要分析商品𝑋，设𝑌的价格为1，𝑋的相对价格为𝑃𝑋。（2）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不考虑除碳排放效应之外的其他效应。（3）规模报酬不变，在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不变，为固定函数𝐶𝑋(𝑤,𝑟)和𝐶𝑌(𝑤,𝑟)。（4）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长期利润为0。
𝑋产品的产出表示为𝐿𝑋和𝐾𝑋决定的函数𝑓(𝐾𝑋，𝐿𝑋)。同时，考虑到政府会对企业征收碳排放税，企业要想减少向政府缴纳的碳税成本，就必须牺牲自身部分比例的产出来升级减排技术，假设该部分的产出比例为𝜃，此时，
𝑋产品的产出𝑥：𝑥=(1−𝜃)×𝑓(𝐾𝑋,𝐾𝐿) （2.1）
企业牺牲的产出𝑥𝑎：𝑥𝑎=𝜃×𝑓(𝐾𝑋，𝐿𝑋) （2.2）
产生的二氧化碳c：𝑐=𝜙(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