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量选择
因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严重缺失，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9年。
（一）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碳排放量。本文直接采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采用IPCC方法计算好的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不仅包括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包括其他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更精确的反映我国的区域碳排放量，单位为百万吨，用CO2表示，且在实证过程中，为了减少异方差性，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二）核心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FDI质量，用QFDI表示。采用上文所选取的FDI盈利能力（以yl表示）、FDI的技术水平（以js表示）、FDI的实际规模（以gm表示）、FDI的出口能力（以ck表示）和FDI的管理水平（以gl表示）五个指标，参考了刘明和宋彦玲（2021）的做法，采用了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将五个维度的不同指标综合成一个评价指标数值，且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FDI质量越高。具体做法是先将数据转换为时序立体数据表，再利用SPSS22.0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方法计算合成为一个评价指标，美元数据按照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转换为人民币计算，汇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而对于部分数据的缺失值则采用了线性插值法和平行趋势法进行了补充。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背景分析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平衡好生态效益，由我国开始注重FDI质量的现实出发，讨论FDI质量对区域二氧化碳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在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选取并测量了相关变量，建立实证模型，并选取中国大陆（除港澳台地区）30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通过了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和中介效应分析，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FDI质量对我国区域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依然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FDI质量的估计系数正负号不变而绝对值变小，说明对相关变量的控制削弱了FDI质量对我国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向作用。在控制变量中，能源消费结构的估计系数最大，说明我国目前以煤炭消费量为主要能源消费结构的现状，会显著增加区域二氧化碳排放。人口规模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值为正数，说明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增加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但可能反映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导致回归结果不显著。环境规制水平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回归结果是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水平提高，有利于减少区域二氧化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是负相关，但不显著，可能与我国现阶段金融业发展结构不合理，金融资金流向绿色低碳产业的效率不高有关。
第二，中介效应分析中，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都在FDI质量影响区域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FDI携带大量资本进入本地市场，会使本地市场加大生产规模，扩大地区的经济规模，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引入高质量的FDI就意味着一步步摆脱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依赖，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退出也会导致地区资本和经济规模的减小；另一方面，高质量的FDI本身就带来了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可以通过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等产生知识和技术外溢，使本土企业也学习到这些低碳生产技术，从而降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高质量的FDI是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而第三产业大多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更多的FDI进入到第三产业，会使区域的产业结构发生优化调整，还会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关联效应，提升上下游产业群的绿色生产技术，进而减少区域二氧化碳排放。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