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纳入产业异质性，从“二元驱动”模型切入，区分了不同驱动模式价值链的升级方向，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样本数据，采用SDM探讨了制度质量对本国PGVCP、BGVCP的直接影响以及对邻近国家的空间溢出效应，阐明了制度质量是否对价值链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对本国和邻近国家的PGVCP、BGVCP的作用是否相同，作用效果是否因制度质量水平、强势驱动模式价值链等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等问题，对“一带一路”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价值链驱动模式以及升级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第1章绪论
1.1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构建生产网络，各国更多地依据在某一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是引起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国际产业经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及资源禀赋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和价值链合作在国内呈现从沿海向内陆转移、国际上呈现中国向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且由于金融危机后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的显现，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处于同时面临“高端回流”和“低端分流”的境遇。在此背景下，2013年中国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了国际产业向新兴工业国家移动，进一步扩展了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作为衔接“上环流”和“下环流”的枢纽，“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打破区域间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推动中国及沿线新兴工业国家实现产业互补与转型升级，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实现价值链整合重构，形成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助力中国突破“低端锁定”。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政治沟通是合作前提，包括促进政治互信、政策稳定，形成良好的政治合作机制等，设施联通应涵盖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畅通指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资金融通涵盖金融合作、金融环境和信贷畅通，民心相通有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等内涵，而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一带一路”建设与政府效率、市场开放、法治水平等制度因素直接或间接相关，尤其对“一带一路”新兴工业国家来说，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以国际投资为例，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市场环境通过作用于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影响国际投资的选址、投资方式、投资数量、投资产业类别等，进而间接影响从事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溢出、提升国内增加值的能力和机会。
1.2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归纳整理了国内外关于制度质量相关理论研究、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定义和测度、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关系三个方面的相关研究，根据现有文献的不足，提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其次，系统分析了“二元驱动”模型下制度质量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再者，在2007-2020年样本数据的基础上，根据熵权TOPSIS法综合政治、经济、法律三个层面计算了制度质量指数；以Wang et al.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为基础[1]，以行业密集度为标准，测算分析两类驱动模式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国家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1.2.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已有关于制度质量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理论机制、结论以及“二元驱动”模型相关理论的文献，细致探讨“二元驱动”模型下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
（2）定量研究法。在2007-2020年样本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对3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生产者驱动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购买者驱动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制度质量指数进行了测算分析。
（3）计量实证分析法。根据“一带一路”国家间地理、经济距离等，设定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探究主要变量的空间依赖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一带一路”国家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
第2章文献综述
2.1制度质量相关理论研究
2.1.1制度经济学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当作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没有进一步寻找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未阐明经济增长的动因和源泉[2]。其余经济学流派对制度大多有涉及，亚当·斯密、马克思更为关注国家制度结构，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则注重文化、历史、习俗等社会制度范畴，但他们均未考虑制度运行成本[3-4]；科斯引入边际交易成本对制度内生化进行了解释，跳出了在价值观或规范分析层面上对制度的分析框架，开启了可以实证的制度分析[4]。科斯凭借《企业的性质》在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界定产权，通过权衡经济绩效和交易费用来进行制度变迁[5]，国家的政治形态决定产权制度安排[6]，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可以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行为[7]，非正式制度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源泉，可以对正式制度进行修正、补充和扩展[6]，使制度更顺利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回到均衡，完成通常在边际上产生的制度变迁[8]。
2.1.2制度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相关研究
关于制度质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Williamson、Grossman&Hart的研究，Williamson认为合同执行质量会对企业交易方式选择产生影响，在不完全合约情况下，企业有交易内部化的动机[9]；Grossman&Hart得到相似结论，认为当制定包含企业所需特定权力的合约花费成本过高时，获取所有剩余权力的所有权对企业来说是最佳的，也就是说，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会倾向于选择交易“内部化”[10]。Grossman&Helpman和Antras将不完全合约框架应用到国际生产组织和跨国公司边界的研究中，认为不完全合约会导致“敲竹杠”问题，不利于专用性投资，因此会对企业交易“内部化”产生激励[11-15]；
2.2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定义和测度
2.2.1.制度质量的定义和测度
Veblen认为“制度实质上是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特殊关系和功能的一般思想习惯”，“制度不仅是一种选择性和适应性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塑造了主流或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态度和能力；它们同时是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殊方法，因此反过来又是有效的选择因素”[29]。Commons定义制度为买卖、管理和配额这三种交易方式以及使交易顺利进行的来自家庭、公司、工会、行业协会和国家的所有规则[30]。North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益最大化的个人行为”[7]，North又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为设定的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制约”[6]，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如青木昌彦和赫尔维茨等从博弈论角度定义制度。
正式制度一般受关注度更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层次。国家层面来说，研究中使用率较高的是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标、世界各国风险指南数据库以及《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联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31-32]；国内研究评估区域制度质量时，常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市场分割指数、寻找司法和产权保护质量的替代变量等做法[23,33-38]。
2.2.2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测算和增加值分解
Porter最早提出的价值链理论基于企业生产经营层面上[39]，Kogut认为价值链是将原材料和劳动力投入与技术结合起来进行组装、销售和分配的过程，国际战略根据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制定，在高竞争力市场上，价值链最好根据每个生产环节的成本确定[40]。由于世界投入产出表如ICIO、WIOD等的编制，使针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已脱离传统贸易数据层面，多在增加值分解基础上进行。Hummels et al.提出两种衡量垂直专业化的指标，一种是用出口中进口投入品所占比例衡量垂直专业化程度（VS），另一种是采用间接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品的国内增加值（VS1）衡量[41]；
第3章 制度质量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理论机制 .................... 14
3.1 制度质量对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 .................... 14
3.1.1 制度质量对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直接影响机制 .. 14
3.1.2 制度质量对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空间溢出机制 .. 15
第4章 “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制度质量测度及分析 ........................ 18
4.1 “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测算及分析 .............. 18
4.1.1 “二元驱动”模型下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测算方法 ........ 18
4.1.2 测算结果和分析 ..................... 19
第5章 “一带一路”国家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25
5.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与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25
5.1.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25
5.1.2 空间自相关分析 .......................... 26
第5章“一带一路”国家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5.1空间权重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