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测算的 50 个“一带一路”样本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多属于一般便利或不便利，便利化程度整体不高且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显著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也可以得到空间集聚的特点，即高值与高值集聚，低值与低值集聚。另外，贸易便利化与出口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向关系，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贵州对其出口贸易量也较多。同时，根据空间集聚的特征，贸易便利化水平相近的国家地理位置临近或接壤，贵州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量也相当接近。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 2004 年贸易便利化纳入 WTO 多哈回合谈判议题①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人心，沿线国家致力于提升本国对外贸易能力，增强贸易便利程度以期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多机会与发言权。据测算，2014 年-2018 年本文所选取的50 个“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 18%的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由不便利提升为一般便利，10%的国家由一般便利提升为比较便利，6%的国家由比较便利提升为非常便利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已成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发展的重点。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向好发展，进出口贸易量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其中出口额从 2013 年的 5731.7 亿美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7116 亿美元。贵州也在近几年不断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 “一带一路”国家深化合作。2016 年贵州建立大数据中心，在此基础上投资建设“贵州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促进商品的出口和进口；进出口贸易方面，2017 年贵州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 12.7 亿美元，2018 年增加至 14.2 亿美元，同比增加 10.6%。实践表明，贸易便利化建设是推动贵州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互通的有力抓手。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国家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程中，由于经济基础的差异，推进速度也各不相同，故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开辟了新路径。本文以空间计量经济学为基础，从变量的空间关联性出发，构建贸易便利化总体和结构的贸易效应分析框架，着重探讨空间相关性和区域联动性，从而为贵州出口贸易区域选择、重点项目合作对接提供针对性对策建议。
1.2 文献综述
1.2.1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技术
Kaufuaun、Kraay、Zoido-Lobaton（1999）分别从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章制度、服务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Wilson等（2003、2005）在 Kaufuaun、Kraay 和 Zoido-Lobaton 的指标体系构建基础上将国内规章制度和服务部门基础设施建设替换为监管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并采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感性数据通过算术加权法进行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测算。Perez、Wilson（2012）则选取包括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的有形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港口运输效率、商业和规制环境改善等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曾铮、周茜（2008）借鉴 Wilson 贸易便利化指标构建体系，将海关环境替换为征税环境，并增加商务人员流动这一指标，同样主观的选取《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竞争力年鉴》中的指标数据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测算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李斌、段娅妮、彭星（2014）在上述指标选取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准入这一指标，与前人不同的是，以客观数据替代感性数据采用熵权法赋权测算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数。彭羽、陈争辉（2014）首先选取市场准入、商贸环境、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作为一级指标，然后根据每个一级指标特征细化到更为具体的三级指标，同样采用 AHP 构建上海自贸区投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
1.2.2 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效应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效应分析通常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和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首先对于贸易引力模型的运用，Wilson（2003）选取港口设施、电子商务、规制环境、海关环境这四个主要指标分析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他们之间具有正向促进关系，口岸效率这一措施影响最为明显；Iwanow 和 Kirkpatrick（2007）的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和出口的规模是具有正向影响的；单君兰和周苹（2012）研究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与我国对其出口贸易的关系，得到的结果与上述观点一致，两者成正相关；李豫新、郭颖慧（2013）实证分析了我国西部边境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境贸易流量的影响，二者具有正向关系；孙林、倪卡卡（2013）基于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在其所选取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中因特网的普及程度和贸易壁垒的阻碍强度影响最为显著；鲁晓东、赵奇伟（2010）在传统引力模型基础上引入贸易出口效率、贸易出口潜力和贸易出口表现三个不同概念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出口效率相对较低。
2 相关概念和理论机制
2.1 相关概念
2.1.1 贸易便利化
目前，国际上对贸易便利化概念的定义有很多，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致且被普遍认可的统一定义。但是大致可分为关境贸易程序便利化的狭义定义和超关境贸易环境便利化的广义定义两类。
第一类关境贸易程序便利化。WTO、OECD（2001）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指跨境贸易活动程序的简化和标准化，包括跨境货物转移中所涉及的数据信息的收集、交换和流动；UNECE（2002）在进行贸易活动时，要根据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和准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贸易程序的复杂性，确保贸易活动的高效性和透明性；WCO 认为贸易的重点在货物通关方面，因此应在通关程序和贸易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保障货物流通安全的同时简化通关程序，提高通关效率。两种定义的落脚点均集中在货物运输或物流环节。第二类超关境贸易环境便利化。APEC（2002）贸易便利化原则定义贸易便利化意在解决贸易活动中存在的诸多程序问题和行政障碍，所以需要简化、协调贸易程序，同时加入新的技术性措施；Wilson（2003）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基础设施也应包含在贸易便利化现代定义之中；周茜（2007）认为非传统性贸易壁垒阻碍了贸易流通速度，应在此方面加强管理；刘军梅等（2014）认为贸易便利化不仅指通关、支付、保险、检验等程序的协调，还应该在通关的配套设施和政策管理上进行优化。此类定义将狭义定义扩充至整个贸易发生环境方面，重点落在贸易政策和机制的标准界定与构建。
虽然对贸易便利化概念的定义并未完全统一，但是其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2.1.2 贸易便利化结构
贸易便利化究竟该如何衡量？采用哪些指标数据来定量分析？同样，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和计算模式（Maskus 等，2001）。分析贸易便利化问题，需要在概念中找到能够比较全面代表贸易便利化的不同措施（Wilson，2003）。以往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会将港口的效率、贸易活动产生的运输成本、海关改革或者国际间的协调性等之中的某一个作为贸易便利化的代替，但这些指标措施之间是具有互补或协作关联性的，忽略这种联系可能会造成贸易决策的偏差和不完全性。贸易便利化应是一个包含不同重点领域的完整结构框架，而非由单一贸易措施来决定。
Wilson 等（2003）根据早期不同学者在不同重点指标措施的研究基础上，归纳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1）港口效率；（2）海关环境；（3）自身监管环境；（4）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港口效率”重点关注贸易活动在货物运输所经港口的基础设施的质量，“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升货物在装运时的效率。海关环境的提升和优化旨在通关效率和海关监管的透明度等方面。“自身监管环境”是指每个贸易主体对待监管的主观态度及整个贸易环境的规范程度。“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主要集中在对互联网的应用，电子商务是否在贸易活动中发挥一定作用或影响程度。该贸易便利化结构框架较为完整且科学的代表了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标准，而后大量国内外学者也以此为基础研究不同区域或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相关问题。随着贸易便利化概念的不断完善和贸易便利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同样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指标措施被引入，且这四项指标也根据研究的重点有所扩充和延展。例如，监管环境中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形成自上而下的更加规范的监管模式；随着贸易类别的多样性发展，金融服务也被纳入贸易便利化结构之中，强调了贸易活动中资金结算等方面的规范性和高效性。
2.2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设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孔庆峰、董虹蔚，2015）。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从整体上来看，贸易便利化会产生一定的溢出作用，从而影响贸易的出口，但应当明确的是贸易便利化并不是唯一影响因素。从贸易便利化结构上来看，不同领域的指标措施带来的不同效果也是产生溢出作用的诱因之一。图 2-1 显示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的空间效应形成机理。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口国家贸易合作市场的选择，高水平的贸易条件意味着更加便利的贸易环境，更加简化的贸易程序，从而能够加快货物通关效率，节省贸易成本，促进双方贸易活动的发生。另外，由于“邻国效应”①（曹伟等，2016）的存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出口国对周边国家的贸易，产生一种互利互补的作用（董立等，2020）。当出口国有多个贸易市场可供选择时，为了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