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产业经济论文研究，本文基于政府五年规划与中国碳排放的数据展开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从中央与各地区的五年规划中整理出重点产业政策，构造了产业政策的碳排放倾向性指数，进而分析这一倾向对于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作用，并比较了不同层级政府产业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机制差异。其次，通过探讨产业政策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途径，指出产业政策发挥效应的作用渠道，并通过行业分组回归揭示不同类别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差异，解释了政府产业政策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思路
1.1.1 研究背景
绿色发展是全球各国共同追求的方向，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战略选择（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回顾各国工业化不断深化的进程，虽然带来了经济红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造成了高能耗、高排放等一系列严峻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显著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对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陈诗一，2010）。因此，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点，也是各国政府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史贝贝等，2017）。其中，中国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其面临的优质生态环境供给能力不足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据《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报告显示，2006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并保持碳排放量以每年 6%的速度进行增长；2011 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煤炭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2016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 27.3%，位居全球首位1。而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保护现状也表示强烈不满，不断施压于中国政府加大和加速绿色发展工作（任力和黄崇杰，2015）。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纳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范畴，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各方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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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是借助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立足于中央与地方产业政策对碳排放的倾向性差异，考察不同层级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倾向性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进一步地，对不同碳排放密度的行业进行划分，详细分析不同层级政府重点产业政策对高碳行业和低碳行业的影响在强弱与方向方面的差异性，从而探讨中央与地方政策的扶持倾向性差异对于地区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内在作用渠道与机制，为中国通往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性意见。
1.2.2 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 1998-2015 年的制造业碳排放数据，通过构造碳排放倾向性指数刻画政府产业政策的碳排放倾向，并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重点产业政策影响地区碳排放强度的绩效及其作用机制。基于此，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实证结果的归纳，本文具有以下的研究意义：
（1）本文研究将探讨政府产业政策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矛盾的综合绩效，打破了以往文献集中于独立研究政府干预影响经济发展或环境质量绩效的局面，扩宽了政府对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视角，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经验和证据，也更贴合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与时代背景。
（2）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将环境规制类约束性单一政策工具或者减排补贴类鼓励性单一政策工具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使用具备全局性的重点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从而更加全局性地捕捉政策干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能为政府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指明道路。
（3）本文将对比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地区碳排放强度绩效的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揭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推动地区向绿色经济发展时的不同路径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分工与协同，开拓了政策与环保内容下多层级政府政策分工的研究框架，同时拓宽了当前有关重点产业政策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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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2.1.1 政府干预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直观而言，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消耗自然资源，从而引致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直至 EhrlichandHoldren（1971）提出经典的 IPAT 等式，指出技术进步可以减缓经济增长和人口对环境的负面作用，才打破了以往认为经济增长只能导致环境破坏的局面。此后的经济与环境绩效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假说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KuznetsCurve）。GrossmanandKrueger（1991）在其研究中首次指出了污染物（SO2 和烟尘）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 U 型的相关关系。Panayotou（1997）进一步将这种倒 U 型的相关关系定义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并认为环境问题会随着经济高度发展迎刃而解。
然而，随着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这种强调经济的自我清洁能力受到各方质疑。首先，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还可能出现同步、U 形和 N 形等多种发展形态（Azomahou et al., 2006；何小钢和张耀辉，2012；彭水军和包群，2006）。例如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强调了在较为落后的经济体中，可能出现尚未达到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时经济崩溃的现象。其次，部分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只能造成短暂的环境污染下降，新技术可能产生新的污染物，对社会带来新的潜在危害（Dinda et al., 2000）。另外，沈坤荣和金刚（2018）指出环境供给是一种公共品，企业并不会自发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仅仅依靠市场手段很难调配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以达到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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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2.1 产业政策作用机制
中国近 40 年来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政策不但是主导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也是政府调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胡鞍钢等，2010）。具体而言，以行业为实施对象，政府利用目录指导、市场准入、项目或供地审批、贷款等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以及减免税（包括进出口关税）、优惠利率利税差别政策等间接引导工具，承担调整产业结构的重任（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江小涓，2014）。进一步，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对技术进步的引导作用以及对工业产值规模的刺激作用，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经济转向低碳发展的绿色道路，并得到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宋凌云和王贤彬，2017；韩永辉等，2017；Peters et al., 2012）。
在上述不同影响作用中，产业政策对于工业产值规模的刺激作用受到了最为广泛的关注。一方面，产业政策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而直接地降低要素投入价格，激励行业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从而推动本地工业的增加值和产值的提升（王昀和孙晓华，2017）。另一方面，在有关降低碳排放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中，已有文献试图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解释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Antweileretal.,2001）；其中，规模效应表明，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会使单位碳排放强度下降，而带来更清洁的环境绩效。基于此，可以推测，政府可以实施产业政策，提高受支持行业的工业规模，降低单位碳排放浓度，从而产生清洁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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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18
3.1 实证模型设定 .....................18
3.2 指标选取与计算 .....................18
4 回归结果与实证分析..............................26
4.1 产业政策的碳排放倾向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26
4.2 中央与地区产业政策倾向的影响异质性 .........................28
4.3 内生性检验 ........................30
5 机制分析.............................40
5.1 产业政策影响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渠道 .......................41
5.2 产业政策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的机制解释 .......................43
5 机制分析
5.1产业政策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的机制解释
重点产业政策能够降低受扶持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促使这些行业向低碳化方向发展，但是，仍然无法解释基准回归中政策支持偏向哪种类型行业会导致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向什么方向变动。因此，为了进一步解释政策支持的行业偏向如何导致地区整体的碳排放强度的变动，本文根据全国层面的分行业碳排放强度（UCE_I）的年度中位数，将所有行业划分为高碳排放行业和低碳排放行业。其中，如果行业 i 在 t 年的 UCE_I 高于 t 年所有行业的中位数，则判定行业 i 在 t年为高碳排放行业，反之则定义行业 i 在 t 年为低碳排放行业14。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分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考察政府产业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13 所示，其中 PanelA 和 PanelB 分别对应高碳排放行业和低碳排放行业的回归结果，列（1）、（2）对应的因变量为地区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对数（lnVA），列（3）、（4）对应的因变量为地区行业的碳排放强度的对数（lnUCE1_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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