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策略研究

低碳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策略研究

摘要：由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关于发展权与排放权的讨论不断升级，也催生了低碳经济理念。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全球气候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势所趋。阐述了中国在后京都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践行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

关键词：气候变化 后京都 低碳经济 科学发展

1前言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升温，中国在后京都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受关注度也在不断升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作为全球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后京都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我国发展模式与能源安全、经济竞争力与对外贸易、国际地位与国家形象，必须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积极姿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以低碳经济践行科学发展，实现发展目标和气候保护目标的统一。

2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科学证据显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深度触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由于大气温室气体及其排放空间是全球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为避免免费搭车，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伴随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制度化趋势，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程之一。由于《京都议定书》所约定的减排目标非常有限，且目标执行年限也只到2012年，因此需要考虑《京都议定书》以后即“后京都”或“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协定。根据2007年底达成的“巴厘路线图”，国际社会期望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协议。由于各国利益诉求迥异，全球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诸多挑战。

后京都国际制度框架必须公平地反映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诸如责任、能力和减排潜力[1]。尽管各种方案设计均有其理性基础，但协议的达成，是一个通过谈判形成共识的过程。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主要受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各方都试图从这3个方面入手，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在妥协中为打破僵局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2]。多方制衡，微妙影响国际气候政治格局。可以说，任何一方的立场变化或战略调整，都会对“后京都谈判”的走向带来重要的影响。

由于减缓气候变化涉及到各国的现实经济利益和发展权益，因此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启动公约谈判，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可谓一波三折，步履维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谈判代表，一度将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放在比较对立的角度去认识。在这一背景下，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强调在发展中寻求减排的“低碳经济”理念，率先由英国政府在其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新的思路。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经济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on Economics of GlobalClimate Change)指出，全球以每年GDP的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的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以后，其所包含的科学结论已经不容否认地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人类必须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越早采取行动越经济可行。全球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2/3~3/4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减排潜力也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各部门均具有较大的潜力。IPCC报告特别指出，全球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取决于发展路径的选择[3]。随着“巴厘路线图”的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不断走向深入，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戒除嗜好!面向低碳经济”，希望低碳经济理念能够迅速成为各级决策者的共识。

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1990年至2003年的13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占世界的25%，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占世界的34%。2003年中国的CO2排放量占世界的比例为14.1%，预计到201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7%，超过美国(20.1%)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见表1)。

据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估计，中国在2006年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4]。据国际能源署(IEA)分析，如果不采取任何新的政策措施，全球CO2排放量将继续增长。在这一情景下，到2030年全球CO2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长69%。其中最快的增长来自于非OECD国家，排放量将增长2倍以上。OECD国家CO2排放占全球的份额将从2000年的54%降到2030年的42%，而非OECD国家所占的份额将从2000年的46%增长到58%，其中中国所占的份额将从13%增长到17%[5]。中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增长趋势显示中国有必要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国际上的流行观点认为，要实现公约“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要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6]。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做出有意义的承诺，并继续把中国和印度作为参与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协议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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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研究发现，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而中国正处于这一曲线的爬坡阶段。从全球层面来看，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干预，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均排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长期存在。必须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才能打破这种关系。虽然中国在现阶段尚不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不具备承诺强制性限排或减排的能力与条件，但这不等于中国不为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

在发展中寻求减排，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平衡工业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关系的双赢选择。

3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与环境约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GDP)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到2007年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然而，中国正在走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种种能源和环境问题正在中国集中显现。一直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枯竭、环境破化和恶化，使得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困惑。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能源、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

①能源安全。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其对能源需求始终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199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9.9×108t标煤，到2007年达到26.5×108t标煤。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能源安全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尤其是石油的可获得性。从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由于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虽然中国非常注重能源结构的清洁化，但国内替代选择方式有限，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改变。考虑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石油进口的过度敏感，以及根据西方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的经验，中国必须重视能源供给安全。

②资源短缺。我国是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人均资源占有量却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步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等资源需求压力增大，粗放型经济快速增长使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资源进一步紧张，如石油供应不足，水资源短缺，电力紧张等问题。从统计数据来看，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5.5％，但能源消耗、钢材和水泥消耗却分别占世界的15％、30％和54％。据预测，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45种矿产资源中，可以保证的有24种，基本保证的有2种，短缺的有10种，严重短缺的有9种[7]。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铁、锰、铜、铅和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为58%、52%、38%、82%、52%和69%。以我国目前的增长速度和生产规模，依赖国际市场购入大量资源来支持粗放型增长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不能无限度地利用国际市场，这就要求在加强对国内资源开发和国外资源利用的同时，更要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降低资源消耗。

③环境污染。在资源瓶颈日益突出合被广泛关注的同时，环境生态的压力更为严重，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均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经济运行成本和社会成本进一步扩大。有关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环境负担占GDP的比例约为2.68%~5.78%。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发布的数据，2004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同期GDP的3.05%。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世界的13%，而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只占全世界的1%，国内能源需求的2/3需要由煤炭来满足。由于煤炭是最脏的化石能源，大量的污染物如CO2、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