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绿色”是一种生产力？

论文摘要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绿色”（即对人和环境无害、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绿色生产力），并以荷兰和我国长江三角洲为例分析了“绿色意识”萌发的条件；通过禽蛋业的国际比较，阐明了“绿色生产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作者提出，“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目前农产品出口有阻碍的一面，我国也应该用它来阻挡国外有害生物入侵。最后，作者批评了我国存在的违背“绿色消费”的不良现象，呼吁从自己做起，通过绿色消费反过来影响市场和生产。 关键词：绿色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绿色壁垒，绿色消费 我国过去研究“粮食安全”，基本上只限于粮食的生产、储备和供应，对发达国家当时讨论“食品安全性”，觉得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消费，这些不久前似乎还只是在发达国家风行的词汇，今天在我国也成了一种时尚，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飞速、巨大的变化。 “绿色”生产力：一个理论解释 在当今日益工业化的世界，人们对“绿色”的理解，主要是指：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和自然的协调相处，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资源的永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显然，我们不企求回到洪荒时代去探寻原始状态的“绿色”。对现代意义上“绿色”的价值的理解，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许多惨痛的教训以后反思的结果。本文只针对农业部门来讨论“绿色”，如“绿色食品”、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等等。这里我们无意为“绿色”下严格的定义，但它至少应包括有益人的健康、对人和环境无害、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含义。 首先，我试图从理论上来说明：“绿色”为什么是一种生产力？ 假定A、B分别拥有等量的、大体上同质的资源，在历经若干代以后，其经济增长的结果却有了天壤之别。那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对资源利用能力的差别，或许是不自觉然而是掠夺式的，或许是自觉的、理智的、科学的。因此： – 自觉的、理智和科学的利用方式本身体现着一种较强的学习、总结经验的能力和较高的生产能力，农业生产力只是其中能力的一种； – 假定A及其后代A1, 2, …n的资源利用方式优于B及其后代B1, 2, …n，在他们代际之间的n次继承之后，由于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他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财富的积累量的差别日渐扩大； – 在B的后代发现环境的恶化致使自己陷于贫困和落后，损害了农业生产力的时候，懂得环境的损害构成了一种“环境成本”。这种成本表现在：农业产量的降低，生活质量的恶化，一直到土地生产能力的完全丧失（水源枯竭、沙漠化、盐渍化等等）。历史上极端的例子是整个文明的终止； – B的后代在认识了“绿色”的必要性之后，不得不投入各种资源为前辈的失误偿付“环境债务”，来恢复“绿色”状态（如果还有希望的话），这笔“债务”（资源总投入量）就可以认为是这“绿色”本来的价值； – 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其经济、技术力量的差异，在资源、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之后，达到（或恢复）“绿色”状态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绿色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马拉松竞赛中，是决定谁有希望胜出、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国际比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仅仅根据人均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绿色GNP”的概念[1] 出现了，世界银行已经把“自然资本”即环境和资源的质量作为国家财富一部分进行评估[2]。 “绿色”意识的萌发：以荷兰为例 农业是与“绿色生产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之一。但是，人类自古以来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绿色生产力”的概念。它的“发现”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特别是在农产品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凸显了出来。 “绿色”意识是不会自发地在人们头脑里产生的。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贫困地区，首要的目标是“有饭吃”“吃饱饭”，不会把保护环境作为优先的目标。另外，在人口稀少、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没有生态退化之虞，不存在保护环境的紧迫感，也不会萌生“绿色”意识。可见“绿色”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 “绿色”意识是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首先萌发的[3]；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有机农业方面也有不同的进展。这都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那里人们已经十分富足，而且也因为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环境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发现，这种“问题”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严重当然不好，根治的成本太大；但是小到微不足道，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足以刺激“绿色”意识的觉醒。在人口比较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最有条件促使“绿色”意识的萌发。 现在我们以人多地少的发达国家荷兰为例来说明。它在保护国家的环境、经济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着独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无论从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方面来看，荷兰与我国长江三角洲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大片的冲积平原，水网密布，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文化教育发达等等。人口密度大，致使人们对土地都非常珍惜，这是共同的特点。荷兰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重视土地规划，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又得益于它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荷兰把农业区、自然保护区归入“绿区”，工业区、城市区、各种基础设施用地归入“红区”，功能分明，并且严格防止后者对前者的侵占。在人口最密集的Randstad地区，形成了一个“绿色心脏”[4]。这种社会氛围为形成“绿色生产力”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相比之下，我国长江三角洲的差距非常大。 荷兰“绿色生产力”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一个角度——农业专业化来探讨其出现的原因及主要表现，因为这是我国（也包括长江三角洲）最缺少的。荷兰农业的专业化可以从两个层面看： 1、农场层面 据最新的统计，荷兰专业化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82%（其中园艺业93%）。专业化比例如此之高，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专业化不但是农业高效率的重要因素，还是发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土壤，同时也是荷兰重视“绿色”生产、形成强大的“绿色生产力”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农场专业化有助于推动农场进行“绿色”生产呢？ – 专业化生产必定是商品性生产——包括为外地、为国外的消费者而生产。商品性生产必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利润的实现必须有消费者喜好的商品特性（品质、安全性、营养）。在比较富裕的地区，消费者对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更高，更加“挑剔”。由于荷兰人口密集，这种信息很容易反馈给专业化的农场，促进“绿色”产业的兴起；而富裕消费人群的集中，使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绿色产品”也容易找到足够多的消费者，即使批量较小，“绿色产品”也能顺利实现其价值； – 专业化农场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农业经营，因此有追求技术进步的渴望，有变革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强大动力。劳动者技术水平、熟练程度提高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条件加快技术更新和升级，使他们具备按照消费者“绿色”需求、从事“绿色”生产的经济能力； – 专业化生产要求更深刻的劳动分工；分工的深化不仅有利于节约劳动时间，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降低社会生产的平均成本，而且有利于推进农场主的组织化程度，形成行业协会等组织，促进地区的专业化。 2、区域层面 荷兰农业的区域专业化也十分明显：西部地区是花卉园艺业集中的地区，甚至有大片温室形成的“玻璃城”；集约型畜牧业（养猪业、养鸡业）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北部（特别是圩田垦区）则是大田种植业为主。一个陆地面积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有如此典型的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罕见的。荷兰的经验表明，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 正面效应。地区专业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农业资源，共享基础设施，使分散的生产者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高效率的市场；有可靠的投入品供应公司；农场之间信息的交流密度和强度增大，形成对技术创新需求的强烈信号，有力地推动着新技术的产生、传播和扩散；优秀专业人才比较集中；研发机构容易从专业化地区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甚至资金赞助），进一步开发新技术、改进原有技术或加以延伸，形成“生产→新技术开发→生产”一层层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地区专业化的这种正“外部性”，是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温床、酵母和催化剂。负面效应。这在集约型畜牧农场集中的东南部地区相当突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过量的牲畜排泄物不能被有限的土地所消纳，导致局部环境质量下降，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农场主不得不改进处理粪肥的技术（如开沟深施、封闭式堆沤、烘干），处理成本上升会降低农场的利润；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限制了畜禽的饲养头数，减少农场规模效益；更“人道”和“环境友好”的饲养技术也会增加农场的经营成本。 – 正负效应的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局部环境的污染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应，我想称之为“疫苗效应”[5]。荷兰的情况就是如此：局部地区环境恶化，“恰好”严重到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状态。这种局部恶化，犹如一种“疫苗”，它引起人体产生某种不适的反应（局部环境污染带来的轻度危害），但能够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唤醒环境意识），从而可以防止严重疾病（环境破坏、资源衰竭）的发生和蔓延。 我们可以说，恰恰是一小部分地区短期的环境代价产生的这种“疫苗效应”，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