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利用2012—2018年的CFPS微观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显著降低家庭在其所在群体中受到的收入相对剥夺。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在2020年，中国历史性地摆脱了绝对贫困，进入了巩固脱贫成果、消除相对贫困的新发展阶段，习总书记也清楚地指出，要在发展过程中，持续改善民生，加强共建共治，在2035年前，要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富足，中等收入人群所占比例大大增加，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大大减少，让所有人都能共同富裕起来”的美好目标，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更多、更公平的发展成果。
经济发展是减少相对贫困的基础，而我国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公，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而且自2001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高出国际警戒线0.4以上。要想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均无贫”，就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幸运的是，我国对共同富裕的推进正好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进程在时间上吻合，在均衡共享等内涵上相契合。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动力，推动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方向发展（郭吉涛和梁爽，2021）。除此之外，互联网、数字技术的运用还有利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拐点回落、对我国的收入差距、分配结构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得分配更加均衡，从而有效缓解相对贫困，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但是，已有的研究侧重于从群体角度探讨居民收入差距、收入水平问题，且多使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测度群体收入不平等，仅从宏观上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及其变动趋势，并未从个人角度来揭示个体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以及不同的个体的收入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缺乏有关数字经济对居民微观个体层面的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研究。再者，处于某个参照群体中的个人往往会参照其他个体的收入水平从而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个体的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能够直接反映该个体相对于群体内其他个体的真实福利差距，降低个体收入相对剥夺对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状况，缓解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也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引入了能够反映个人不平等现象的概念——相对剥夺，对群体中的个人不平等进行准确的刻画。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居民生活和经济社会的深入渗透，数字经济对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数字鸿沟”，进而产生“马太效应”？如果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其传导渠道是什么？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1.2研究思路和内容
上一节对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做了简要综述，本节则重点阐述本文的研究的思路和内容，明确本文研究所遵循的思路和每一章所要研究的内容。
1.2.1研究思路
在对国内外有关的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后，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一关键问题结合起来，在搜集相关资料以及理论分析后，引入了相对剥夺的概念，从而从个人收入不平等角度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渠道。文章技术路线图如图1.2所示。
第一步，引出并初步探讨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本文从发展数字经济和缓解收入不平等的背景和意义等着手，引出对数字经济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思考。
第二步，对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进行理论分析。首先，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综述对数字经济概念进行界定、梳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以及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阐述说明后，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其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后，本文还对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研究假说。
第三步，对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回顾、梳理与相对剥夺有关的文献与测量方法，引入收入相对剥夺指数以此来研究个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望降低相对贫困。然后，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分样本回归、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回归模型对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对理论假说进行机制检验，验证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渠道。紧接着，本文还就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弱势群体是否能产生普惠性效应。最后，基于本文结论就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缓解收入不平等效应提出建议。
2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文献综述
2.1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现状
2.1.1数字经济的内涵
被称为“数字经济之父”的Tapscott Don，在1996年的《数字经济》一书中，就曾提到过“数字经济”这一概念，并指出随着网络的发展，它的出现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在杭州峰会上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被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生产要素，以现代化的信息网络为重要的载体，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作为有效的可利用资源，从而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从而达到最优的经济结构。在我国，多数学者把数字经济划为数字产业化与数字化产业两种类型（何玉长和刘泉林，2021）。李晓华（2019）针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发展阶段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所导致的“旧动能弱化”问题，提出数字经济是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一环和主要推动力，具有创新性、高增长率和高竞争力的特点，其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一种叠加和放大效应。中国信通信研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45.5万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高达39.8%，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直接对数字经济和收入不平等进行探讨的文献较少，本文从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梳理国内外文献。
2.1.2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早期，一些学者提出了信息化导致生产力降低的观点。如Roach（1987）结果发现，随着电脑数量的增加，产量却随之降低，Solow（1987）将这种现象视为“生产力的悖论”：“电脑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而生产力却看不到。”Triplet（t1999）与Dewan等（2000）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互联网技术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然而，对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基于互联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运用数字技术可以极大地推动人类的进步。
2.2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研究
2.2.1理论基础
人们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在分工中合作，在合作中分工，即在一定的分工与合作体系下进行的。在该体系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劳动获得一部分物质财富，从而构成了社会的收入分配。此外，社会的收入分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动态变化。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发生了体制性的变化时，人们的收入分配也常常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变化。近代以来，没有什么比从传统走向近代更伟大的社会变革了。那么，当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其收入分配状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持续变差，持续变好，还是先变差后变好，又或是先变好后变差？1955年，库兹涅茨（Kuznets）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首次提出了“倒U”型假说。其假说是，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过渡的初期，收入分配差异将继续增大，随后维持一段时期，在后期再逐步减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收入差距表现为一个“倒U”型的曲线。Kravis通过对1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最早对库兹涅茨假说给予了肯定。Ahluwalia使用包含60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也得到了“倒U”型的证据。在Ahluwalia开创性地采用跨国数据证实库兹涅茨曲线的40年后，邵红伟和靳涛（2016）通过使用149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以及地区198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依然支持“倒U”型曲线，并且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1978年后的收入分配变化。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占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徐瑾（2017）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异进行了总体和区域的测算，结果发现，在样本期内，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从而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
近几年，数字经济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速度快速增长，给传统经济带来了新的动能，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巨大的市场机会，促进数字经济的增长将会是我国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贾晖等，2020）。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接收和使用水平的不同，造成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吸虹效应”和农村的“数字差距”，从而产生了“强则更强，弱则更弱”的“马太效应”（周慧等，2020；谭燕芝等，2017）。可以看出，对于数字经济是否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还没有形成共识。
3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分析.................13
3.1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分析...............13
3.2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分析..................14
4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实证分析...............................18
4.1研究设计..............................18
4.1.1变量定义...................................18
4.1.2基准模型的设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