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数字经济减贫的中介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33
5.1机制检验...................................33
5.1.1创业效应.................................33
5.1.2非农就业效应....................................36
5数字经济减贫的中介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5.1机制检验
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了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家庭收入不平等，从而分析产生影响的路径并帮助形成相应的政策建议，本部分对机制分析的假说推理进行验证。
5.1.1创业效应
(1)变量选择
创业行为对于提高居民收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Baumo（l1990）认为创业者的持续创业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同时也是推动我国创新、解决居民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式（De Mel et al.，2009）。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创业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周广肃和李力行，2016）。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对创业的影响，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并同时提高创业绩效。因此，本文利用CFPS数据来验证假说2，即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从而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
鉴于个体的就业和其他经济行为往往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且家庭的财务信息很难细化至个人（张勋等，2019），因而学者通常从家庭视角来界定个人的创业活动。因此，本文根据CFPS数据的家庭问卷中关于询问家庭成员是否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问题，生成家庭是否创业的虚拟变量。然而，该指标却无法表示出家庭的创业决策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仅代表家庭当前的创业状况。因此，本文基于张勋等（2019）的研究做法，构建了家庭新创企业指标。当家庭成员在本年度创办了个体或私营企业，在上一年度未创办时，本文将新创指标赋值为1；但样本在两个年度之间都未创业或者都创业，那么将该指标赋值为0；由于在本年度退出创业活动的家庭样本数据较少，本文将该样本剔除，暂不分析。本文还借鉴周广肃和樊纲（2018）的做法分析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家庭创业强度的影响，即利用创业的资产规模以及税后纯利润这两个指标对家庭创业强度进行代理。
6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12—2018年的CFPS微观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显著降低家庭在其所在群体中受到的收入相对剥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还利用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除本市外）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该结论仍然稳健。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通过提高创业和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提升社会网络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从而缓解收入差距。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和城镇内部的居民以及东部地区的居民的缓解作用更明显，但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作用不显著。除此之外，数字经济对中低教育水平以及年龄不超过60岁的户主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果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亟需提高收入、改善收入相对状况以及提升满意度的家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在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其在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国必须把促进全民共同富裕摆在更高的地位。在数字经济时代，增强发展动能，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让人民群众都能够享受到国家的建设成果。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1）合理引导数字资源的使用，缩小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程度，对数字经济设施进行优化布局，并做到精准发力，将短板补齐补全。根据城乡和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给予重点扶持，以缩小区域和城乡差异，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与此同时，还应充分重视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使用上的困难，要帮助老年群体更快、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数字社会。
（2）加大公共政策倾斜力度，注重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增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是数字经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一种作用路径，并且由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应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影响效果更大。所以在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素养。通过进一步普及基础教育、提高义务教育年限以及扩大基本医疗服务覆盖面、降低医疗成本等方式，从根本上预防相对贫困的发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