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研究以SDG11为基础对CDI进行改进，通过对比SDG6与SDG11描述2010-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水资源利用与城市发展水平的变化特点，并综合考量其协调差异性。本研究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例进行了验证，证明了这一框架的可行性。
1绪论
1.1研究背景
自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升级为重大国家战略后，“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决定了水资源将成为流域内城市群发展最大的刚性约束，这也与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中的SDG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与SDG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及其子目标相吻合（表1-1）。随着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快速发展，提高水资源生态保护水平同拓展城市群发展空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反映水资源约束下城市群发展问题及描述城市群发展对水资源变化的影响对探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与学术价值。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黄河流域城市群发展进程加快，水资源生态脆弱问题凸显，给水资源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城市群城市工业化不断推进、资源型产业的集聚发展带来的系列负面影响，皆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纲要中要求的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相悖。目前城市群发展是否是以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是高是低？亟需围绕黄河流域城市群与水资源利用现状，探讨其在SDG6、SDG11下的城市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消耗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以黄河流域五座城市群、72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耦合脱钩视角探讨黄河流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旨在从高效的角度评价黄河流域城市群是否实现水生环境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可实施方案。
在流域管理研究中，构建一套贴合实际的评价体系是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基础，以CDI为基础，构建在SDG11下的城市群发展分析框架，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城市发展演变特征，能够为流域管理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从流域管理视角出发，通过对黄河流域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分析，构建出“水-城市”的Theil变异指数模型，判断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社会发展与是由于内部或外部差异引起的，为平衡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参考。构建“水-城市”的耦合协调模型，判断黄河流域城市群社会发展和水资源利用之间是否耦合协调，为建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与流域城市群协调转型发展机制提供科学方法。通过Theil变异指数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城市发展状态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差异，为平衡城市群发展和水资源利用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将SDG6与SDG11同黄河流域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一方面拓展了SDGs的应用范围，另一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为国际SDGs内部相互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2文献综述
2.1相关概念
2.1.1可持续发展理论
随着城市群的不断扩张与经济的飞速增长，对生态安全的压力也逐日递增，粗放的发展模式带来的滞留问题时刻影响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为了阻碍目前社会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大难题。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的基础上，而不会对后代生存发展所需造成影响的发展模式。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会议提出保护与改善人类环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的责任，并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11]，自此有关环境保护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旨在审查世界环境和发展的关键问题，该委员会在1987年的东京环境特别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未来》报告，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引入到国际政治当中，并给予其真正的定义。截止1990年联合国发布了《21世纪议程》，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讨论推向了实际行动[12]。WCED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推广是其走向国际平台的基石，Holmber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完善的，需要继续对其进行补充，通过时间沉淀与不断演变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国家之间的公平性问题[13]；与Holmer客观性看待不同，Redcliff和O’Riordan则是持有相反态度的观点，前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并将之以一种近乎真理进行对待[14]，后者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存在问题、相矛盾的[15]。学者们诸如此类的激烈探讨在其提出后的五年内愈演愈烈。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召开使得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高级别咨询委员等相关机制成功建立[16]，以此为基础国际各层领导以及各科研人员开始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深入式研究，激励着各国政府开展相关方向的探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持续发展被过度分解、盲目追求，这种单向追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变得危险了起来[17]。Bressers&Rosenbaum提出，这种存在于理论层面的理解在被应用于实际的政策实施效度度量时，会演变成模糊的激烈争论，常以不欢而散而告终[18]。因此可持续发展常被人们误解为是不切实际的、只存在于理论层面的。但是实际却是人们被这种情况所误导了，可持续发展的应用与讨论需要考虑到它的先决条件，即时间与空间范围[19]。根据Williams和Millington的思考，地球所供给与人类所需求间存在着差距，被称为“环境悖论”。
2.2文献综述
2.2.1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年来，从不同维度进行SDGs的定量分析引起了业内学者们的强烈关注。其中，早期代表是2015年间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组织以及学者，对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开展的SDGs进程进行了定量评估，此后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沿用自身方法或与前沿指标进行结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研究应用，以此来实现SDGs的全方位高效实践。Allen探讨了澳大利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进行了独立、循证的方法评估[44]，此后学者对SDGs进行了综合指数的制定，以代表实现SDGs的综合绩效，并落实到“一带一路”沿线的15个国家进行研究，使用108个指标来评估这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绩效[45]。在SDGs指标分类上，McArthur对所有16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分类，特别强调SDGs“无人落后”的规范目标，探讨了SDGs在加拿大等国家一级进行实证分析有多大用处[46]。
国际上对于SDGs不仅是具体实践，更是在理论基础上有着极大的发展演变。在早期学者对SDGs中个别指标进行了实际分析，如将SDG9作为一个指数引入到了保护环境与促进包容性的前提下来衡量工业绩效，使得SDG9成为政策制定者一个重要的分析指标[47]，随后拓展到将整个SDGs指标体系与可持续性评估框架结合起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48]，最终发展到现今为解决SDGs相关问题而开发研究模型，确定了这些SDGs相关建模所缺乏的重要特征[49]。在国内，从SDGs提出伊始，就有不少学者就SDGs的实际应用与未来预测进行了展望分析[50-51]，就当时我国情况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召开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52]，同时为SDGs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思路[53]。从那之后，国内学者们开始了对SDGs指标体系的深入研究，周新等构建了基于网络系统的结构分析与统计学方法的实现SDGs核心指标，达到了全面检测可持续发展进程[54]；董仁才等利用元数据理论技术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研究，设计出了一套能对发展能力有效提高的指标体系[55]；邵超峰等结合全球层面的SDGs落实情况，建立了由142项指标构成的中国本土评价框架，推动了SDGs在中国的理论到实践进程[56]。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极大的推动了SDGs在中国的实现[57]，但在细化SDGs子目标的应用上，我国仍旧处于不断的探索阶段。国内随着黄河流域成为研究热点，在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协同研究已逐渐成为前沿方向[58]，SDG6与SDG11逐渐凸显出了对流域研究管理的重要作用[59-60]，但在将SDG6与SDG11结合起来探寻黄河流域城市群水资源利用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领域少有涉及。
3 黄河流域城市群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 ........................... 15
3.1 区域概况 .................... 15
3.2 黄河流域城市群发展现状 .......................... 16
4 黄河流域城市群水足迹与城市发展指数时空演变特征 .................. 29
4.1 数据来源 ............................ 29
4.2 水足迹模型及时空演变特征 ......................... 30
5 黄河流域城市群水足迹与城市发展指数协调差异分析 .................. 47
5.1 耦合协调度分析 ....................... 47
5.1.1 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 ....................... 47
5.1.2 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 47
6对策与建议
6.1建立黄河流域城市群协同发展体系
黄河流域整体CDI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增幅为9.05%。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CDI增幅分别为9.09%、7.44%、15.77%、4.95%和8.85%。城市群内城市的CDI差距显示发展差异较大，表明需要仍需各城市群之间的功能与定位，结合黄河流域城市群城市协同能力差的现状，应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