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兰指数
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对本文研究对象——各省市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运用到的方法为学术界常见的莫兰指数。莫兰指数分为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两种，全局莫兰指数显示的是研究对象的总体空间集聚特征，局部莫兰指数则显示研究对象各个省份的空间集聚特征。根据局部莫兰指数可绘制莫兰散点图，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清晰明确地分析各个地区的空间集聚特征。
二、空间权重矩阵
在运用莫兰指数对研究对象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之前，需要事先构建一个空间权重矩阵。常见的空间权重矩阵包括邻接（0-1）矩阵和距离矩阵。其中，邻接矩阵包括Rook矩阵、Bishop矩阵和Queen矩阵三种，距离矩阵包括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产业距离矩阵等。三种邻接矩阵的区别在于其对邻接的定义不同，如下图5.1所示。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30个省市及自治区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各省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实体经济指数以及二者的融合度，分析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特征。进一步地，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趋好但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总体上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数字经济指数由2015年的0.128增长至2020年的0.268，实体经济指数由2015年的0.164上升至2020年的0.209，数字经济的涨幅较大。从省域视角来说，北京和广东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水平最高，新疆和青海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水平最低，反映了经济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也高。此外，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差异在逐渐缩小；从区域差异贡献率看，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均主要来自于区域内差异，且区域内差异在逐年扩大，其中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
（2）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水平不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经济体。数字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型数字技术，实体经济为数字经济提供经济活动数据、金融服务和技术创新等综合支持，二者相互融合，能够引领我国经济快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总体上并不高，大多数省市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但2015-2020年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水平在逐年提高。分区域而言，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最高，中西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不高但年均增长率更高，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步缩小，总体上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在持续向好发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