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笔者认为要确保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就需要从其本质溯源处着手，以历史和战略的眼光深度解析其内在逻辑，尽可能摆脱理论和实践中片面、固化、武断的逻辑认识和目标指向，以动态、发展的眼光重塑高质量建设“星创天地”的科学路径。
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1）“星创天地”发展面临新形势，重要性地位日益显现。“星创天地”被誉为农业版的“众创空间”，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次创新性探索。科技部出台的《发展“星创天地”工作指引》中指出，打造“星创天地”，对于支撑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建设经验的不断丰富，“星创天地”服务容量持续增加、服务功能不断延伸。目前，共培训各类创业人才近375万人，培育近43万新型职业农民和近2万个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十三五”培育的三农双创载体，“星创天地”顺理成章地成为推动“十四五”全面乡村振兴、走向共同富裕的牵引工程和加速器，其理论机制和实践模式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推进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强调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建设。“星创天地”先驱经验和实践成绩在支撑和培育三农创新创业新经济、新动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由此，其在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工作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显现。
（2）“星创天地”运营释放新需求，提升性任务势在必行。随着各级政府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和鼓励措施的落实，“星创天地”运营群体持续增大。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星创天地”建设的积极性很高但成功率却并不高。究其原因，由于部分主体对“星创天地”的理解片面和急于求成，尚未摸清底细、摆正位置就“趟水过河”，“星创天地”在不同区域零星分布、孤军奋战，最终造成我国“星创天地”同质化严重、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等量大而不实的不良现状（王伟楠，2018）。“星创天地”属于新兴事物，发展时间较短，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政策体系、产业环境、管理制度等仍待完善，尚未形成规范、公平、高效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在当前技术和经济条件下，“星创天地”的建设和研究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适配的环境条件和正确的区位选择是其建设起家的基础和前提。在“星创天地”的建设工作中，如何顺应空间规律，完善发展环境，畅通运营机制，提升建设质量，是目前需要深入思考的紧急问题。
1.2研究目标与内容
1.2.1研究目标
就“星创天地”的研究现状和实际建设来看，业界路径显然不足以阐释内在逻辑，而学界路径也存在突出的环节不畅问题，主要体现在对路径起点指向不明，也没有在更深层次上聚焦路径的具体实施。基于此，本研究尝试立足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判断、对时代需要的深刻理解、对目标对象的多维分析，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强化理论支撑，衔接应用实证方法，佐证理论分析，进行路径逻辑的梳理与重构，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1.2.2研究内容
为了推动“星创天地”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了解所在地区位环境水平与“星创天地”建设发展的适配程度，并为“星创天地”下一步战略规划及建设工作提供行动指南。
（1）从外部经济视角切入，基于比较优势、交易成本、资源基础等理论，探究“星创天地”空间崛起的内在逻辑，详细阐述其空间聚集的动力、方式和过程。
（2）以流量经济理论为主导，区位选择、产业集群以及价值共创等理论为支撑，梳理出“星创天地”空间聚集的主导流量和影响因素，从表象到内在、从简单到复杂构建影响“星创天地”空间聚集因素的作用机理，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3）以浙江省为例，结合实际建设和理论研究，探索“星创天地”地理聚集特征和空间演化规律，进一步实证了各类因素的不同驱动作用及交互影响。
（4）考虑到“星创天地”空间聚集是地域空间受各类流量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组态分析视角，深入探究了技术、市场和成本三个维度下不同流量要素的协同并发作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流量要素联动适配的区域发展路径。
2文献回顾
2.1“星创天地”空间聚集相关研究
2.1.1区位分异
2016年开始，“众创空间”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但各地“众创空间”数量上层次不齐，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均衡。
一是呈现出聚集性的分布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众创空间”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省份和城市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发展明显优于其他城市，城市等级水平越高，“众创空间”的数量越多（鲍宏雷，2017）。城市尺度的空间分布也由点状分布向片区分布转变，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集中重点区域，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国家级“众创空间”的分布相对比较均等（蔡丽茹，2020）。长三角地区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格局快速呈现出凝聚型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三核，以合肥都市圈、苏锡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为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滕堂伟等，2018）。
二是呈现出异质性的建设质量。“众创空间”的建设质量随着区位存在空间异质性，珠三角地区的“众创空间”建设数量以及建设质量都远远超过粤东西北地区（苏瑞波等，2017）。从小镇、新城、市域和区域更细分的空间维度来看，不同“众创空间”模式在空间形式、功能布局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异同（王吉勇等，2016）。
三是呈现出差异化的正向反哺。“众创空间”的省际集聚与省内集聚均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着正向积极作用，其中数量因素决定的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更强（胡军燕等，2022）。同时，县域层面上的“众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刘程军等，2020）。
2.2“星创天地”区域发展路径相关研究
2.2.1理论依据
现有关于“众创空间”和孵化器的研究理论依据主要集中在创业生态、资源支持及共享、投入产出、扎根理论等方面（见表2-2）。“众创空间”生态体系由主体要素和支撑要素组成（杨艳娟等，2017），创新创业上下游服务链条的建设是“众创空间”生态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解学芳等，2018）。研究表明，合作网络的稳定性是随着发展过程逐渐变化的（王端旭，2015；Golub，2010；Acemoglu，2008；Strang，1998；Bala，1998），“众创空间”核心成员节点和普通成员节点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赵雷等，2017），逐渐表现为以生态系统为主要模式的趋势（冯海红等，2019）。从创业生态系统角度剖析“众创空间”，存在“众创精神、创客生态圈、资源生态圈以及基础平台与重创政策”四个空间维度（陈夙等，2015）。刘新民等（2019）研究“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三方参与者，政府、“众创空间”及创业企业的初始意愿以及政府规制对三方参与者行为策略演化的影响。在这一研究基础之上，张玉利等（2017）运用耗散理论优化“众创空间”的结构与功能，而徐进（2017）、锁箭等（2018）基于共享经济视角研究了影响“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的因素。众所周知，“众创空间”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平台，张丹宁等（2017）、Elsie（2018）、任兴旺等（2019）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众创空间”的运行效率指数。同样地，李洪波等（2019）、徐莉等（2019）基于投入产出理论测度了“众创空间”运行效率。此外，为增强评价的理论解释力，李燕萍（2017）等利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分析政策文本和访谈资料构造“众创空间”发展质量评价的结构维度和作用模型。
3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15
3.1 相关概念 .......................... 15
3.1.1 “星创天地”的定位 .......................... 15
3.1.2 “星创天地”的使命 ........................... 15
4 “星创天地”空间聚集内在逻辑 ......................... 19
4.1 “星创天地”空间聚集和演化的特征描述 .................... 19
4.1.1 “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空间数量分布 .................. 19
4.1.2 “小聚集、多分散、常变动”的空间聚集特征 ................ 19
5 “星创天地”空间聚集影响因素 .............................. 27
5.1 “星创天地”空间聚集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 ................... 27
5.2 “星创天地”空间聚集影响因素的归纳 ......................... 28
5.3 “星创天地”空间聚集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 29
6“星创天地”区域聚集发展路径分析
6.1研究设计
6.1.1方法选择
管理研究的核心逻辑是全局逻辑，旨在解决多维度、多变量复杂问题以及更加关注动态性的构型研究能代表全局观（张弛等，2017）。QCA以集合论的方法探寻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可替代性（Fiss，2007），前因条件以组合方式共同影响结果，这个组合即影响路径，适用于探究“一果多因”（杜运周等，2021）。此外，QCA定性比较分析法能替代常见量化研究中的相关关系，有效克服量化回归分析中多重共线性、忽略个案等缺陷（李蔚等，2015）。fsQCA模糊集分析在二分变量赋值（0，1）的基础上允许变量赋值为小数（刘丰，2015），测量了存在或不存在的程度，以此减少现象的复杂性（Cárdenas，2012）。特别地，QCA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案例选取需要遵守“同质性”和“多样性”两个原则，而浙江省的90个县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