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樊增祥其人、其事、其文
一、樊增祥生平简历
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别署樊山，湖北恩施县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 年），享年八十六。
樊增祥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发生最大变革的时代，他出生前六年的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爆发鸦片战争，使传统中国无可奈何地开始面对西方文明。衰弱的国力经不起对抗，清廷也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冲击，朝野之人均以惶恐的心情，注视在新的环境下涌现的新问题，在困境中寻找新出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构，西方的思想、制度对于中国传统制度进行了极大的冲击。
从没间断的中华法系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法律和这个庞大而腐朽的帝国一样，是野蛮、落后和不可理解的。西方人绝对不受这种法律的拘束，1843 年中英缔结的《五口通商章程》确立领事裁判权，这使得有识之士和清廷开始关注中国法律与西方接轨的问题。
1、武官家庭与少年艰辛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驰禁天主教。这一年，宜昌府中营游击樊夑的续弦妇人徐氏“随军”到了宜昌镇官舍，并在这里生下了樊增祥。他的弟子余诚格记载：“丙午，太翁官宜昌游击，先生生于官舍。”樊家是一个武官世家，樊增祥的高祖、曾祖都曾担任清军总兵，是正二品的将军，祖父樊从典，是其祖父二弟之子承嗣的，曾任宜昌镇中营游击，父亲樊燮，1831 年承袭一等轻车都尉，1846 年出任宜昌府中营游击，后来也官至总兵。
古代军人，大多给人以粗鲁的印象，但在崇文社会中，文官的地位远比武官高，武官自然也要附庸风雅。在樊增祥的记载中，父亲从小就很重视他的教育问题。樊增祥在《樊山续集·樊山自序》中记载了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对他的对联考核：“先君曰：汝能对‘开帘见月’否？余应声曰：‘闭户读书’。先君心喜之而虑其狂也，诃曰：‘书’可对‘月’耶？”后来樊夑罢官居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督促孩子学习：“太翁日坐斋中，督课属文，每数行必取阅，阅必数数诃骂，盖望之过深也，而文亦因是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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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樊增祥的司法实践
（一）州县的司法实践
自光绪十年（1884 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的十余年间，樊增祥先后出任陕西宜川、咸宁（今西安）、富平、长安、渭南等县知县，樊增祥也从 38岁的壮年到了 52 岁的老年。樊增祥在此期间司法实践方面的表现，王森然先生这样表述：
丁艰起，选陕西宜川县知县，听讼明决，片言折狱，闻者悦服。所为判辞，庄谐并茂，敏妙中窍，远近争传诵，脍炙人口。其公牍尤有名，法家咸奉为圭杲。受知鹿传霖，调补渭南，大邑也，历权诸烦剧，皆有能名，重儒劝学，嫉恶爱民，屡膺卓荐。
由此可知樊增祥州断案“明决”，不拖泥带水，而且逻辑严密，说理周详，“片言折狱，闻者悦服”，可谓是一代干吏。其批判更是为人称颂，被同行视为范文。“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千部流布人间矣”。3樊增祥在《樊山批判》自序中如此说：
余服官十年，凡有讼牒，皆手自批答，先后殆以万计。……大率讼笺之来，不外准驳两途，讼师即持是以觇官之能否。没一批出，能择摘纰漏，动中款要，使无情者不得肆其诪张，而冤结者先有伸理之望，未经讯鞠，而人心震动矣。及至升堂判决，平情断事，枉直分明，使观者莫不同声称快，固是居官之一乐也。
樊增祥的断案经验就是首先要熟悉案情，明白双方诉讼所争执根源，然后抓住重点，在批词中“择摘纰漏，动中款要”进行说理析律，使双方为之折服。到了升堂断案的时候就可以水到渠成“平情断事，枉直分明”。可见其对于批词在断案息讼中的作用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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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樊山政书》中的清末法制变革世皆言新法，而身是旧人。——《樊山政书》
一、《樊山政书》所处的时代
《樊山政书》的公文的写作时间是 1901 年到 1910 年，这一时期是清廷统治的最后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逐渐解体、近代法制开始创设的阶段，“立法之频繁，变化之巨大，亘古未有”。无论是“士风朴质，胸少积书，僻在西隅，罕知域外”2的陕西，还是“虽号开通，然开通者仅止士大夫，非所论于匹夫匹妇也”的江宁，樊增祥都切身感觉到了时代之变革与法制之变化，这些变化通过《樊山政书》表现了出来。
（一）时代背景
1、农业经济的解体与中西文明冲突
马克思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4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侵略，迫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结构解体乃至崩溃。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以家为基本单位，由男耕女织的自耕而食与自织而衣，发展为家庭工业，再发展为家族性的合伙工业。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秩序尚称安定，也能维持其酌盈济虚、以有通无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涌入大量资本，从中国输出工业原料及劳动力，将机器制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越过低额关税而主宰整个市场，使中国手工业窒息。于是，家族的经济基础破产，家族的意识形态幻灭了，家族的社会结构崩溃，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
“天朝上国”的固执被枪炮撕碎了遮羞布。西方的制度、文化伴随着商品一起冲击着老态而僵化的传统制度，迫使人们开始“睁眼看世界”。然而由于长时间的隔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西文明。樊增祥这样描述时人的看法：“今世之人，大率无知者多，其所谓有知者一半喜新一半守旧，喜新者拾欧西之余唾，守旧者盗理学之虚名，其实此两种人无非热中图富贵，仍归于一无所知而已。”甚至有人从中国人固有的“托古改制”思维来调和中西方的矛盾，认为“西人之学皆窃我圣帝明王之绪余以致富强”。变革时代的各种纷繁芜杂，让人目不暇接的同时，也陷入到一种困惑和迷茫之中。
2、治外法权的刺激及对固有法制的反思
鸦片战争后，清廷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司法权的沦丧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领事裁判权源自 1843 年 10 月中英缔结的《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条“英人华民交涉词讼”，英国在华侨民，因此豁免中国法权之管辖。其后，列强迭相效尤，1844 年的《中法条约》与《中美条约》，1847 年的《中瑞挪条约》有相同性质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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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樊增祥的变法观
（一）樊增祥的中西文明观
1、西方文明的选择
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时人明显感觉到了西方器物的先进，在如何对待西方文明上樊增祥批判了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守旧观念，仍然沉浸在“天朝”、“世界之中心”的幻想之中，认为西方文明“皆窃我圣帝明王之绪余以致富强”，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看法。另一种是“全盘西化”的观念，认为西方物质、文化皆是先进事物，应该毫无保留地向西方学习：“欲一切规仿西人，学西学，行西政，习西艺，居处饮食衣服无不效之”。
樊增祥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并没有人种、智商上的天然差距，所谓“人无论中西，种无论黄白，其资性未尝不同”，所以中国学习西洋文化首先要学会选择，如果“择之无方”则会“行之无序”，最终陷入“徒歆羡乎外人而不自度其能否也，忘其高卑远迩之程度而侥幸于速成也”的境地。那么如何去选择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呢？就要先分清何为西人之先进，何为华夏之精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首先分析中西方出现差距的原因。
2、中西差距的原因
是什么造成了中西方的差距呢？樊增祥从四个方面予以解释。
一是“气运”。樊增祥认为：
泰西各国后先开辟以来才一千八九百年，中国邃古，勿论自尧以来已三四千年，以彼之朝当吾之午，以彼之午当吾之晡，天地之钟毓，人物之蕃殖，彼方壮盛，吾已衰迟，此气运之异也。
樊增祥的此种看法，通俗而言，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面对这种人类似乎没有抗拒神秘的力量，似乎只能无奈的接受，实质上是一种“阿 Q”式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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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樊增祥任臬司、藩司的司法理念 .....................67
一、清代的省级司法职能 ....................67
（一）清代的省级司法................67
（二）臬、藩两司的司法职能...............71
第四章 樊增祥对月报词讼册的监控 ...........116
一、清代州县月报词讼册的基本制度 .............116
（一）月报词讼册的规定...........116
（二）月报词讼册的责任................117
第五章 转型时期的司法文体与谐语 ..................147
一、传统司法文体的特点 .................147
（一）伦理、词章..........147
（二）衡文断案.................148
第五章 转型时期的司法文体与谐语
一、传统司法文体的特点
（一）伦理、词章
古人做官，可用“伦理、词章”一词概括之。伦理的根本是忠孝，这是本原；如果道德不行，便是文字再好，也不可称道。文字是道德的外化，法律文书作为一种文字形式，同样也是宣扬传统伦理的工具。对此，樊增祥说：“本司教人，先从本原上说起，文艺何足道哉！”文艺不能缺乏伦理这个“魂”。文章本原为道德，司法公文充满情理，不能舍本逐末。但作为工具的文字也要通过一定的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