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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孟悦和戴锦华在其著作中概述了中国女性从古代至现代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和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中，大部分女性除去在规定的位置，用被假塑或被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说话外，甚至无从浮出历史地平线。”1中国古代历史对今天的女性而言，仅仅是一部“父亲”的历史，是一部“子承父位”的历史。在古代历史的文学和现实中，女性们的出路是花木兰的两条路：其一，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男性社会秩序；其二，待字闺中，成为某人妻。除此之外，女性便只能堕入无名和无意义的状态。而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弑父之举”为标志的两次历史变革，它们的出现“将女性群体从社会—文化那看不见的深处裹挟而出，在这一震荡的瞬间，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浮出历史地表。”2“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这两次历史变革间，在女性创作上对女性的最大功绩，是从书写女儿到书写女人的艰难而伟大的跨越。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标志着从女儿向女人的这种转变。时光流转，女性文学几经起伏，却始终延续着“五四”对妇女解放的思考，承接了“五四”人文主义对女性的生命价值的肯定。
陈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她们“出走”时的身份，既有作为女儿的身份对传统父母之家的逃离，也有作为妻子、母亲身份对自己身陷其中的恋爱和婚姻的逃离。陈谦笔下的这群女性纷纷选择了出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古代女性的道路。她们一是走出国门，踏上寻找和实现自己美国梦的道路；二是从家庭走向社会，冲出生活的包围和精神的困境，走上自我的精神解放之旅。
这些出走的女性形象如南雁者，她身上体现出的实现自我的品质，在继承了“五四”时期娜拉的出走精神传统之外，还具备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质”，是女性精神在现代的生动演绎。南雁追求理想的形象，“这正是现代女性的品格，是现代女性意识的苏醒，是走出国门以后移民女性的叛逆”3。当然，南雁的“娜拉式出走”并不足以代表陈谦笔下的所有出走女性，我们应该以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陈谦塑造的出走女性群像。通过这些新移民女性的出走，陈谦反思的是在海外仍然不死的男权意识对女性钳制的现象。对于“女性出走”的前途与结果，陈谦的创作并没有直接回答。她尝试用开放性的人物结局来对这些女性的命运作喻示性的回答，而这番心意背后寄寓着作者本人深切的社会关注与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