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张承志有着丰富多元的日本体验，冷漠与温情交织，屈辱与感动并存，这造就了他复杂的日本情结，也带来不同的文学书写。一方面，历史的罪恶事实与当下的黑暗现实逼迫着他举起批判的大旗，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的优秀质素以及一部分日本民众所表现出的他者立场与反抗精神又使他深深着迷，这种情感的矛盾性既体现了民族国家立场与个人情感倾向的冲突，也表现出日本民族本身的文化美感与根植于传统等级制度中的歧视观念之间的巨大撕裂。究其根源，张承志审视日本民族时的基本视角与其个人的革命意识与底层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使得正义、人道、忘我、反抗、血性等词语贯穿于张承志日本书写的始终。
第一章 张承志小说中的日本叙事
第一节 《金牧场》：留日学生的复杂体验
《金牧场》是张承志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 1987 年，可谓张承志二十年人生经验与思考的集大成，该书由 M 和 J 两大部分构成，其中的 J 即表示日本，这一部分采用第三人称，“用 80 年代的在国外求学的青年的口，描写一个解读古文献的研究过程以及异国感受；同时插入对西方国家 60 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的思考和对中国边疆的心情。”①1983 年-1984 年，张承志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小说中的内容正源自于他本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留学生涯，主人公的留日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他本人的心理基础。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日本则早已迈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在这样的心灵冲击下，张承志笔下的人物流露出焦灼而苦闷的情绪，字里行间始终闪跳着鲜明的民族意识。
首先，小说集中表现了主人公在资本主义都市丛林中的精神迷失。《金牧场》中有多处对现代化都市景观的细腻描摹，面对拔地而起的高楼、光怪陆离的都市夜景与化妆品的浓香，初至东京的他在兴奋之余感受到的更多是紧张不安，他一遍遍地问自己“这是你么？”，即便他努力通过对新疆研究经历的回忆来稍稍找回身份的归属感，却仍然无法摆脱身处都市纵深的局促，只能“僵硬地保持着一个傲慢的笑容”②；另外，穿着西服衬衫的不适感是张承志精心打磨的一个细节，第一章中相关的描写共有四处，他感到脖颈被领带勒住、被衬衫的硬领卡得阵阵作疼、身子被一套深色西服裹紧卡硬，主人公显然与这一身打扮格格不入，这事实上是他与日本关系的一个缩影，出身棚户的他无法融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除了个人与异域环境的冲突，人际交往也同样造成了主人公复杂难言的心灵体验。张承志在《金牧场》中着力刻画了大汤常喜这一典型形象，他三番两次地在主人公面前用轻蔑的口吻言及中国：“您还回中国吗？”③“我听说世界各大都市中，目前顶数北京最热……没有冷气设备么，北京当然最热罗。”①“这（注：派对）在中国不多见吧？”②这些言语极大地挫伤了怀有鲜明民族意识的主人公的自尊心，面对对方不怀好意的挑衅，他同样报以尖锐的嘲讽，“油亮的秃脑门”“一颗肥头”“肥猪”“肥肚皮，绿豆眼”③等充满贬义色彩的形容词表明了他的情感态度，身处异国，他唯能以此作为投枪匕首来维护自己以及祖国的尊严，在张承志看来，这位大汤教授就是一部分日本人的化身——他们恃强凌弱，以天生的优越感傲视中国及亚洲诸国，在这里张承志正是借小说主人公之口来彰显他本人的价值立场，表达了强烈的厌恶之情。中国的留日学生在民族情感上本就会对日本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而身为穷国人在富国日本，这一矛盾对立则在贫富差距中被进一步加深、渲染，最终身份认同感的丧失令主人公不可避免地滑入寂寞的黑洞，张承志对此进行了细致地描摹，小说主人公在研究室内一遍又一遍地向外打电话，回到狭窄逼仄的宿舍后只能通过酗酒来排解孤独，面对这一世俗功利而又冷漠无情的国际大都会，他急切地需要心灵的抚慰与支撑，日本的自然风景与好友的出现正给予主人公以温情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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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黑山羊谣》：剑拔弩张的尖锐对抗
《金牧场》完成之后，张承志对此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形式的拘囿使得他并未能自由抒发个人的所思所想，于是在此后的三年间，张承志陆续创作了三篇充满“私人的感悟”“实现最彻底的文学化”①的作品，即《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在他看来这三篇作品为《心灵史》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准备。其中，《黑山羊谣》发表于 1987 年，与《金牧场》的发表时间极为相近，内容上同样涉及留日学生的异国体验。
不过，在正式进入对《黑山羊谣》日本书写的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厘清这一作品的文体问题。就篇幅而言，《黑山羊谣》与中篇小说的长短相似，然而，语言的含蓄、隐喻与情感的喷薄、浓郁赋予这一作品以强烈的诗意化色彩，这使得文体的认定成为一个难题。起初，《黑山羊谣》以中篇小说的名义首刊于《收获》杂志 1987 年第 4 期，其后，上述三部作品被作为诗体中篇小说集成《神示的诗篇》一书分别于 1991 年、1992 年出版，然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的《错开的花——张承志新诗集》却将这些作品作为新诗收录，同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又将涉及回族题材的《海骚》与《错开的花》归为小说范畴，近年来，张承志的作品集陆续重编出版，东方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将包括《黑山羊谣》在内的三篇作品纳入中篇小说与新诗的文集中。事实上，张承志本人对几篇实验作品的文体认知也存在着矛盾与混乱之处，在《神示的诗篇》序言中他宣称“我预感这部诗体小说集将是我文学的顶点”②，而在《错开的花》自序又指出“我写了一种新诗”“我非常喜欢这三首长诗”①，从另一角度来说，正是基于一种宣泄的渴望，追求情感的自由表达，才使得作品形式也挣脱了规则的束缚，形成了这样一种小说与诗歌交融互渗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或是诗歌都无法涵盖这一系列作品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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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张承志散文中的日本书写
第一节 前期散文：主观化的日本批评
前期的日本散文大部分创作于 1991 年到 1993 年滞留日本期间，这一时期张承志感受到“新霸权秩序的兴起、它对中国的眈眈敌意、对第三世界的歧视与毫无顾忌的践踏。”②因而，这一时期的日本言说便是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以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与强弱关系为立足点来展开的，大多被收录于《荒芜英雄路》与《清洁的精神》这两本散文集中。
在这一时期，张承志心中对日本的总体印象即一名恃强凌弱、唯利是图的奸商，甚至激愤地将其比喻为“矮腿的经济动物”，对“歧视”的敏感、对“钱本位”的敌意贯穿于那一时期的日本书写中。散文《放浪于幻路》记录了他在日本打工时的心境，这一次他感受到了源自于贫富差距而非血统出身的歧视，同属于黄种人，日本却倚仗着它强大的资本傲视着他们这群异国打工者，面对日本投来的鄙夷目光，张承志傲然宣称：“我只爱这贫民般的黄色”③，相比于横流的物欲，他更崇尚脚踏实地、用自己的双手挣出的生活。在自身的“被歧视”之外，张承志在日本同样也目睹着同他相似的外国流浪者的生存困境，在《失去公园的伊朗兄弟》中他写道，街头歌手被醉酒的富人恶意调笑，打工者则被资本家以最卑劣的手段赶回祖国——当他们需要劳动力时，敞开怀抱迎接他们，当经济不景气时便首先拿他们开刀，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住房与工作权利，他在日本对待异国打工者的态度中，看清了这一国家的虚伪与冷漠，更痛心于整个世界秩序的变质，金钱已成为评判价值地位的唯一标准。在张承志看来，在对穷人的凌辱背后更为嚣张的是对穷人的祖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歧视，他感受到原子弹的创痛已被日本渐渐遗忘，经济的迅猛发展又一次助长了日本的扩张气氛，它对弱国的欺凌正暴露出一种称霸野心。在蒙古，一些日本学者企图以巨额的日元把持发掘成吉思汗陵寝的主动权，而将本国广大百姓的意愿弃置一旁①；对于中国，张承志则感觉到日本至今为止始终未曾放弃满洲梦，依然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国的东三省，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波云诡谲，对于张承志个人判断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予置评，但毫无疑问这的确是窥探他情感态度的一个窗口，这一时期，张承志日本言说的主观倾向性格外明显，一切评判多从个人的感受与心情出发，他丝毫不在意可能导致的偏颇，狂躁而张扬地吐尽胸中的堵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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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后期散文：严谨客观的日本认知
张承志是一个具有自省意识的作家，他总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在日本问题上同样如此。90 年代初期，身处日本的张承志每每言及这一国家，笔端常流溢出强烈的批判色彩，直到他离开日本之后，才能以稍微平静的心态去重新审视，也发现了自己过去言语上的过激，创作于 1994 年《日本留言》可以看作他 90 年代日本认知的归纳总结，在散文中他严正地声明：“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一个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①这使得他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本着全面、深入研究日本的目的，张承志又于 2006 年下半年前往日本做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在实地考察与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他对日本民族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认知，写下一系列解读日本的文字，自 2007 年开始在《天涯》杂志“红叶作纸”专栏上连载，这几篇文章在整理修改后编成《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于 2009 年 1 月出版，并荣获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〇九年度散文家”奖，日本学界对此也评价颇高，有学者认为它是“谈论日本的独一无二的巨作”②。直至今日，张承志从未停止对日本的琢磨与思考，在近年出版的散文集《越过死海》、《三十三年行半步》中我们仍能发现他行走日本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