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下乡书写为中国乡村的转型充当了见证者和反思者。城市与下乡者透过体制、权力、文化和经济全方位对乡村进行教化。虽然乡村开始变得美丽和富裕,走入了现代文明。但与此同时,在现代文明的冲刷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席卷下,乡村场域中的农民与下乡者进行着话语的交锋和争夺,而农民与农村面对城市的陌生话语体系时,显得困窘和无力。农村和城市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水平、思维观念等众多层面都存在差距,城市人到农村也就会无形中带着身份的优越感,而下乡也自然成为一种启蒙和教化。下乡者在对乡村完成教化和规训的过程中,农村也表现出了屈从和反叛并存的姿态。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下乡书写记录和见证了城市对乡村的启蒙和权力的植入,也见证了在城市中心话语体系下乡村的失语和被城市想象的方式。
第一章 下乡运动与下乡书写
第一节 20 世纪的下乡运动
从时间维度上看,下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被叙述的方式。在 20 世纪中,下乡运动是一直在持续发展的,但学术界根据其发生的背景和理念的不同将其区分为五次。如钱理群在《20 世纪中国的乡村五次运动》中把 20 世纪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总结为五代:第一代是五四时期受李大钊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三十年代的五四时期的思想落实到行动的乡村建设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是四十年代延安边区的推动文化下乡的知识分子;第四代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第五代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青年知识分子。钱先生的总结将中国下乡运动的脉络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但笔者认为二十世纪的这五次下乡运动中第二代受到了第一代的“到民间去”思想的影响,将第一代的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两代的时间间隔不长,区分度不大,在一定程度上下乡的性质是一样的。第四代和第五代都是在新中国建成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的知识分子下乡,第四代是早期的铺垫,第五代是全面发展推广的成效,这两代人的下乡并未体现出较大差别。因此,笔者将二十世纪至今的下乡运动划分为四段,分别是: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到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后。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掀起一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到民间去”实质上就是一场下乡运动。目前关于到民间去这一运动的研究并不多,但从现存的研究来看基本也是将“民间”视作乡间,周作人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中曾说“民间是指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①,吴星云的研究也指出“从当时史实来看,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民间’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民间’指的是人民大众中间,且大体上经历了由城市及于乡村,由宽泛渐至具体,并最终落实到‘乡间’的过程。到民间去实际上就是到农村去,民间的实际内涵在此时大约等于农村。”②从上述材料和论断可见,到民间去实质上就是到农村去,亦即是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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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下乡运动与下乡书写
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活动。文学与人的活动有关,必然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或明或暗地与现实生活产生联系,反映社会现实,正如白居易所言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家的创作不可能脱离社会和时代,作家就是“一个应该满足某种要求、并且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已被赋予某种社会职能的人,不管他想干什么,他必须根据别人对他的看法行事”①,作家的创作和书写必定是与社会相关联的。因而,20 世纪至今的四次下乡运动思潮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催生了与下乡有关的创作。
“下乡书写”从本质上讲,既包括下乡者,也包括其他人创作的下乡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鲁迅 1921 年创作的《故乡》可以算是较早的下乡书写的作品,《故乡》体现着现代文明对传统乡村的打量和批判,返乡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个下乡者。小说颠覆了传统的返乡叙事,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手法,并且将叙述的主体分为了两个——童年的“我”和现在的“我”,童年的叙述者看到的故乡是美好的、充满人情味的,但现在的叙述者再次回到故乡时看到的故乡却是丑陋而绝望的。现在的“我”是一个返乡者,但故乡却不同于想象中的淳朴和温情,而是愚昧无知的,被时代的潮流远远甩落的,呈现出落后与腐朽。城市生活的经历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自觉间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具有了不同于传统农民的特质,也成了审视乡村价值的标准。在现代文化和乡村文化两种异质文化对抗和冲突中,现代文化以高姿态打量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成为“他者”。在启蒙和救亡的时代话语之下,关注的焦点在于乡村的愚昧的落后腐朽。
此后,也有一系列的下乡书写作品出现,如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下乡》,民歌和民谣里的《县长下乡》、《下乡记》等一系列的“下乡叙述”,臧克家的散文《下乡》,赵树理的《下乡集》,复旦大学话剧团集体创作的《下乡日记 独幕话剧》等。对于这些作品,大部分很少受到关注。下乡书写的创作在知青文学出现之前一直都有,但一直未被重视。主要原因或许是大多数作品缺乏艺术审美价值而未被学界认可。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山下乡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政策的时期的下乡书写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动员青年人下乡的宣传工具,充满政治性口号的意味。另外一部分原因是自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处于民族救亡和启蒙的主题下,外敌入侵,国内战火硝烟,中国一直在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政体,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与对话在救亡图存时代主题下被短暂的压抑,下乡书写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被统摄与启蒙和救亡的话语下未得到彰显,其背后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深刻价值未被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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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下乡:政治权力的植入
第一节 下乡者的身份立场
1、国家意志的贯行者
在罗素看来,权力是“他者之上的可能性”①。福柯则把权力看做“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有意努力的产物”②。马克思·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力。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是由统治者的位置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效应”③。关于权力的定义各执一词,不同的研究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力进行阐述。综合各家所述,本文所谈论的权力是指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在国家的意志的施行中体现的权力关系,主要指国家对乡村的制约和支配权,对乡村事物的管理权以及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权。国家权力在中国不断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对农村进行资源汲取和改造整合。随着国家行政体制的调整,国家的权力下沉④,农村被纳入政治监管之下,失去了独立性,处于被动的、被改造的地位。而在国家对乡村的权力植入中,下乡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方式,下乡者的权力代理人角色在下乡中被充分体现。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中,封建的帝权没有直接掌握乡村一级,“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⑤,尽管封建的帝王掌握整个国家,但乡村一级的治理是由乡绅所承担的,成为乡绅主要靠科举功名、特权和民间认同三个因素⑥,但正如费孝通所说:“绅士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⑦,乡绅并非行政体制所属,其依靠的是乡村里的农民的认可,因此乡绅在配合政府治理乡村之外也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在官与民之间起到协调和缓冲的作用。但在现代行政体制中,国家权力下沉,对基层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控制,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缺乏润滑剂和协调者,国家政权对农村和农民是一种直接地控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和支配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1984—2003、2003 至今,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控制在这三个阶段有明显的不同。1978—1984 年间,国家在农村大力改革,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农业生产的活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活跃。1984—2003 年,国家的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和企业,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计生工作力度较大,农村的负担加重,大力发展的乡镇企业却破产倒闭,农村资金外流严重。2003 年至今,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帮扶农村,加大农村的财政投入,取消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展扶贫工作,实行大学生村官、驻村书记等计划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养。在这三个阶段中,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从正面到负面再调转为正面,但始终未放松过对农村的控制和支配,只是转换了对乡村的改造和控制方式。另一方面,在国家行政体制的规约下,下乡者在下乡后的工作自然不可置否地贯彻和执行国家方针和政策,成为国家意志的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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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村的屈从与反抗
毋庸置疑,下乡者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互相打量和互相影响的关系。下乡者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城市文化在农村这个场域下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乡村的屈从
虽然改革开放使得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不如之前那样无处不在,但不影响国家对乡村的控制的效能,反而加强了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树立了中央政府的高度权威。丁帆评论道:“即使在财富的权力改变了乡土的中国的今天,意识形态仍然强力渗透进文化,行政强权仍然分化着乡村,这个有着浓厚官本位传统的民族难以摆脱对政治的热恋”①。在现代国家的改造和控制下,乡村社会被不断的瓦解和重构。当国家的这种强大的控制力运用不恰当时,对乡村往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
扶贫的题材在下乡书写中比较多的,并且也是最能反应农民被安排、被决定的弱势地位的,最能体现乡村在政治的强权之下是如何失语的。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①,书写了一个老汉被扶贫的故事,在刘副专员视察了一番后,他认为德山老汉一家太贫困了,就掏出了 400 块钱给德山老汉,买了一对昂贵的外国羊送给贫困户,在天旱、冰冷、又多霜的高原大山顶部,羊成了人的负担。而刘副专员的随从人员,下级干部,以及新闻媒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