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总论中以刘孝绰为例说明了文学家族化在南朝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①文学家族化的现象早在建安时期就已形成，以曹操为开创者的曹氏家族则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家族。这样的家族与家学自建安至清末民初香火承继，连绵不绝。刘师培自己便是出身江苏仪征刘氏家族，而刘氏家族则是以治《左传》为家学，经由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兄弟、刘师培四代传承而成为《左传》研究的权威。这就无怪乎刘师培为何年纪轻却在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从而引得狂人黄侃行弟子礼拜其为师了。相似的例子在清末还有桐城派方氏家族、姚氏家族，浙江德清以学术和诗词创作并举的俞樾家族，进士和翰林层出不穷的海宁查氏家族，有“陈门五杰”之称的义宁陈寅恪家族，而家族影响力跨越民国一直连绵至今吴越钱氏家族、“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梁启超家族、宣城梅氏家族等。文化家族重宗族伦理与家族观念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是源地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手段。在新文学发生期，皖南知识分子以文化源地家族与乡情为纽带建立起了具有思想启蒙性质的同籍同人群体，为新文化运动的顺利进行扫除众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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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皖南文化源地是旧文学深植的土壤，但同时腐朽的枯枝烂叶孕育了新文学发生的要素。文化源地对人的影响可以是显性也可以是潜意识层面的。作为文化源地的皖南地区本身就具有新文学发生的现代性特质，而它们日久弥新又形成了朴学、佛学等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是连接文化源地与源地知识分子之间的脐带。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文化源地所带来的影响。就如张器友所言陈独秀等人是桐城派末流一般。①尽管五四前一代的知识分子以决绝的面貌和旧文化划清界限，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每个人都是进化链子上的中间物。桐城派最后的光芒在严复、林纾、吴汝纶手上收束，陈独秀、胡适、梅光迪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迎着这光向黑暗开火。陈独秀、胡适、梅光迪在共同的皖南源地文化滋养下为着新文学发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文化选择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极具典范意义。
反叛精神、入世精神和包容精神是皖南文化源地生命力更新的内驱力，同时也是新文学发生的必然因素。朱文华曾为陈独秀冠以“终身的反对派”称呼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不光是他，胡适、梅光迪离开家乡的那刻就标志着反叛文化源地的开始。在各自的生涯中，他们入过凯旋门也遭遇过滑铁卢。在前文中我将他们三人的一生概括为“悲壮”，无论他们的文化选择带来了何种结果，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以民族、国家为重。从这个角度说，形容他们为新文化的先驱也恰如其分。皖南文化源地的包容性使我们在陈、胡、梅三人身上看到了文化选择的多种可能。皖南多出学者。朱子理学、戴震朴学、桐城文派之音韵、训诂、考据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皖南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陈独秀在晚年醉心于《小学识字课本》的音韵研究。胡适则多方尝试新文学的突破口，愿意将自己做成“标本”让人指摘。而他掀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虽是考据学的现代运用，但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学术界的大浪淘金，晚年他醉心于《水经》注释整理，这是家学的承继。梅光迪写得一手漂亮古文，文学观念立足于世界眼光，“不偏不激”用来形容他的文学观念再合适不过，这个儒学道统的传承者去世前还列了长长的著作清单想要完成，心中抱憾的是未能使梅氏再放光芒。陈独秀、胡适、梅光迪的一生就像是从文化源地放飞的风筝，有一根几近于看不见的细线相连，他们看过了众多的风景，也回眸过自己的家乡，这样交织的景色应该是色彩斑斓的，而风筝本身又成为了天空中独特的一道风景，在落地时，你不能说它又回到了原点。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