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以上海小报为媒介载体，细致描写了同时代人所建构的“民间鲁迅”形象。“民间鲁迅”言说的出现得益于特殊的生成环境，经济生活的民间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的多样化以“鲁迅形象”言说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民间群落里。因而在“民间鲁迅”形象建构里，鲁迅是锱铢必较、诙谐风趣的，有时甚至面临“不被知晓”的尴尬局面。言说者避免将其放在“革命”、“启蒙”等宏大语境下，而是置于平凡的“日常生活”领域里，描画出一幅市井百态的“浮世绘”。
第一章 “名流消费”：“民间鲁迅”形象的生成语境
第一节 商业社会中的“明星代言”
早在 1931 年春，当女明星胡蝶被记者问及最喜欢哪一家店的服装时，她不假思索地答道“鸿翔服装店的衣服，不但做工考究，而且款式时新，我常去选购。”1此话一出，“鸿翔”立刻在上海服装店中闻名遐迩，吸引大批影迷前来选购。店主胡鸿翔甚至还把胡蝶的这句话做成横幅，并允诺今后胡蝶置衣一律给她 6.5折的优惠。在这因商而兴，以商立市的历史语境下，于社会极富影响的“鲁迅形象”自然也成了商人和编者眼中的商业契机。他们时刻关注着最新的阅读和消费动向，不遗余力地炮制点轰动效应。在利益驱动和相互竞争中，1930 年代的“民间鲁迅”形象成了引领时尚的消费文化，在商业社会里起着“明星代言”的宣传推广之效。
首先，由于鲁迅在社会极高的知名度，凡与他有关之事物皆以此大做宣传，“鲁迅”之名也被当作噱头来大肆报道。例如对于电影《摩登三女子》，就有记载为：“国产影片，以联华公司出品，较为有艺术思想，最近所出之三个摩登女子，尤为该公司极意经营之作。”“颇闻该剧中，复延请得文艺界著名人物二人，为该剧编剧及制说明字幕而为外间所罕知者。盖编剧人为南国社之健者田汉而制说明字幕者即文坛健将鲁迅也。此二人在话剧界及文学界可谓两个怪剧，联华得此二人作品，宜可如何恃以招徕。”2该宣传利用鲁迅、田汉等人的积极形象给电影赋能，从而树立良好的产品、品牌和企业形象。与此同时基于“爱屋及乌”的传统心理，群众会先验性地对电影充满期待，进而刺激消费，在潜移默化中演变成具有导向性的消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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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话语导向里的“舆论制造”
除了商业社会中的“明星代言”外，政治话语里的“舆论制造”是“鲁迅形象”消费的另一母题。且不同于“启蒙鲁迅”、“左翼鲁迅”等传统的主流话语，政治语系里“民间鲁迅”言说往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勿谈国事，不涉毁誉”的传统下，避免直接点明鲁迅的革命主张和政治构想；第二，往往将鲁迅置于一连串看似漫不经心的生活事件中，在潜移默化里制造舆论效果；第三，作品中虽涉及政治意识，但立足点不在阐述政治主张，而是迎合市民的政治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报便摆脱了大报“走程序化”、“说大道理”的新闻记叙方式，“时事口号”、“含沙射影”成了小报政治消费的常见手段。小报往往抓住具有故事性的细节，以含蓄隐晦的方式针砭时弊、隐寓劝惩，并在引发舆论的同时渗透道德评判，这也由此构成了小报“情感解构”与“都市心态”相关联的立足所在。
首先，这种“政治消费”体现在直接将“鲁迅”与其他政客的优劣对比上，这其中以“段祺瑞”最具典型。提起段祺瑞，人们往往会率先想到《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对他的口诛笔伐。且文人鲁迅虽有着“革命家”的身份，可直接将其与政客、军阀同年而语的也属实少见。但在 30 年代的“政治消费”语境下，这一现象却是常态，例如《鲁迅与段祺瑞》1、《鲁迅的遗嘱与段芝老的遗嘱》、《段祺瑞死后情景凄凉不及鲁迅》等等，更有题为《关于‘鲁迅与段祺瑞的评价’——在长沙文坛引起了论战 两个报屁股闹得很厉害》2等文章，着实引发了不小的骚动。这些看似荒诞的报道也并非空穴来风。1936 年 10 月，鲁迅在上海病故，时任《力报》主编的严怪愚率先开辟专栏，举行一系列悼念活动。时隔不久，段祺瑞也逝世了。《国民日报》的罗心冰则以壶公为笔名发表《鲁迅与段祺瑞遗嘱的评价》，从而导致了公开论战。这场由鲁迅和段祺瑞的遗嘱3所引发的湖南两大报纸大打“嘴炮”的文化现象，在上海小报上被尽览无余。《鲁迅的遗嘱与段芝老的遗嘱》对此的看法为“鲁迅写这遗嘱时，先有迎合青年人的一个成见，而段老写那遗嘱，却全为了国家……鲁迅毕竟是治文学者，毕竟是弄惯笔头者，而段老一生，却是遇过惊涛骇浪的，经过成功失败的。这样，两式的遗嘱，自然是要相去霄壤了。”1就从遗嘱的角度来进行优劣评价，且结论和我们往常的认知大相径庭。除了“遗嘱” 外，关于“送葬”的比较也是一例，“他（段祺瑞）死了，在送他丧的，只有李赞候、吴光新等几个人……那些旧安福系的朋友，是够受用了，把一个死人放在上海，一群群跑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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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间群落里的“鲁迅形象”
第一节 “不被知晓”的文学大家
当下鲁迅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声名赫赫。然而在风云变幻的 1930 年代，鲁迅竟也有“不被知晓”的时候。有人“只知其名而不识其人”，有人因“不识其人”进而欺人太甚，更有甚者，竟扬言从未听过鲁迅的大名。鲁迅的知名与否不仅反映了 1930 年代“鲁迅接受”的问题，更能透过民间对“鲁迅形象”的塑造，映衬出一个时期的价值立场，世态炎凉。
首先，是“不知者不知其为鲁迅也”的“不识其人”，外在装束的不修边幅，褴褛破漏，常常使得“不知者不知其为鲁迅也。”据《上海报》记载，“他（鲁迅）是乡村迂儒模样，跑马厅旁头的测字先生的装束还比较他摩登些。”2此外，“鲁迅的长衫是半新半旧，像冬烘先生一样。”“倘人们不知彼者，那能知其是鼎鼎大名的文豪家呢？”3也正是因为这种“不识其人”，给鲁迅招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亲自向他讲述遭遇的一段尴尬经历。某次，鲁迅去旅馆看望一个英国人，“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4被赶出来的鲁迅只得自己走手扶楼梯。待到谈话结束英国人送他去坐电梯时，电梯司机看到英国人对他非常殷勤，感到窘迫异常。诸如此类的事件于鲁迅身上常有发生，例如在古玩店被小伙计赶出去，在书店冷遇店员白眼等，而这种“不识其人”的现象背后更有复杂的文化意蕴，它映衬出适时“先敬罗衫后敬人”的社会风气，以及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和流行时尚的追求。俗话说“身上穿绸衣，家里没有夜饭米”。而作为现代商业都市中心的上海，更是对服饰有种别样的考究和敏感。“上海人的衣食住三者之中,确是把衣放在第一位的。”1即便是鲁迅本人，也毫不避讳地承认道“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2且这种对外在装束的考究不仅局限于衣着服饰，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消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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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锱铢必较”的布衣之士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耻于在公共场所谈及金钱，认为实乃俗不可耐。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着实有辱其两袖清风的高雅门面。即便在思想开阔的今天，我们也总是聚焦于鲁迅的文学创作、思想深度，而很少提及其对金钱的态度。但在1930 年代的“民间鲁迅”言说里，鲁迅则是不讳言钱、不耻言钱的，有时甚至有点“锱铢必较”的味道。早在 20 年代，鲁迅的经济收入状况就早已跃入公众视野，成为关注中心。适时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文笔稿费；二是教书所得；三是固定薪水。据《翡翠》记载“新小说家鲁迅之已出版各作品……每年可得利九千数百元，单就《彷徨》、《呐喊》两书，亦可得三千余元。”3可谓收入颇高。也有现代学者统计为：“1927 年秋至 1936 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为国币（法币)70142 元 4 角 5 分,月平均 674 元。”4即便如此，鲁迅却常常入不敷出。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甚至还表现出一种职业作家的市民化倾向。
首先，鲁迅虽然收入丰厚，却是不善理财的。据记载，鲁迅每日开销极大，看到喜欢之物常常一掷千金，“他平日吸香烟劲头大极了，一天非五十枝不可。”5除了日常开销外，鲁迅的不善理财也表现在他的被骗经历之上，他常常误信他人，从而给经济方面招致不小的损失。对此，《社会日报》中一篇名为《鲁迅上徐霞村的当》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徐霞村本是位风流成性的登徒浪子，挥霍无度。跑到巴黎后更变本加厉，日日叫穷。“恰好此时，鲁迅正在热烈崇拜法国当代大作家罗曼罗兰，要想和他通讯而不得其门，于是不知如何一来，听说徐霞村有方法可以介绍通讯，同时鲁迅还想托人购买大批罗曼罗兰的原版著作，便把钱汇给徐霞村去办理。其后，虽有回音，但书却永不见寄来。至于介绍通讯也没成事实。”只得“徒呼上当而已。”1轻信这样一位登徒浪子，财物两空的结果早已在意料之中。且此类被骗的事件不止一次发生，更有“鲁迅之义子案”轰动一时。2这次鲁迅被骗贴补大量钱财不说，更让他内心失望之至。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之义子案”本发生于 20 年代，却在 1936 年被重新回顾和大肆报道，这直接反映了在 1930 年代的“民间鲁迅”言说里，经济状况着实是言说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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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民间鲁迅”与其他鲁迅形象的对话及文化反思...................... 36
第一节 “民间鲁迅”与“启蒙鲁迅”的互文..........36
第二节 “民间鲁迅”与“左翼鲁迅”的互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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