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80 后”一代的成长经验与前辈代际存在着断裂式的差异，因此，书写自我成长经验的“80 后”作家接受过前所未有的关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争议。但是对于“80 后”作家的成长小说书写的研究，常常处于“80 后”青春小说研究、儿童文学研究、“80 后”亚文化研究等几个研究范畴的夹缝之中。事实上，从一代人的成长作品中梳理他们的成长历程，追寻他们的心理和精神变动，考察他们同前代人之间的成长经验究竟差异在哪、特质是什么，以及品鉴同一代作家的创作共性都是研究“80 后”作家成长小说的主旨。
第一章 “80 后”作家成长小说的主题
第一节 家庭成长的残缺与伦理冷淡
家庭和亲情是所有成长小说不可避免的一个主题，因为成长最初的外部影响主要就是由家庭提供，每一个时代的成长小说所反映的家庭关系，都承载了一个时代的伦理习惯和倾向。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和睦共生、齐聚一堂，而新时期的成长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此发出挑战。
一、成长在残缺的家庭
在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的成长故事里，在关于家庭的描写中，“父亲”的角色较为突出，“审父”甚至“弑父”的书写风靡一时。他们与父辈的冲突关系超越了“对立”的阀限，到达“憎恨”的程度。比如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就描写了一个幼稚而教育手法简单粗暴的父亲形象，马林生作为父亲想将儿子马锐培养成理想的自己，但又滥用“父亲”的权威——比如在没有作业的时候让马锐重写昨天的作业，马锐将父亲看做“厚脸皮的成年人”，厌恶又无法割舍；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父亲孙广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好吃懒做，愚蠢残忍，全然没有“父爱”的光环，调戏儿媳，被儿子拿着斧头追杀；苏童则在《妻妾成群》《河岸》《米》《刺青时代》中都描绘了孱弱自私的父亲，将父子的关系推至反目。
在“70 后”作家的成长故事中，父亲或母亲的缺席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故事背景，但是成长人物对父辈的情感却不再是仇恨。鲁敏的《六人晚餐》中，晓蓝、晓白父亲早早去世，丁成功、珍珍母亲早早去世，晓蓝、晓白、丁成功、珍珍在苏琴和丁伯刚两个成人暧昧的关系中感到懵懂的羞辱，但也有家庭一样的温存。晓白“一直渴望热乎乎的家、热乎乎的人”，热心仗义的珍珍甚至撮合父亲与苏琴结婚，丁成功和晓蓝外冷内热、在关怀中互生情愫，虽然四人的成长故事中充满遗憾，结局也不完满，但是他们却从没有血缘的亲人和类似家庭聚餐的周六晚餐中得到了温馨。徐则臣的《大风歌》中，父亲被诬陷坐牢，出狱之后，“我”自然地接纳了父亲，替他打酒。弋舟的《蝌蚪》里，母亲离开“我”去寻找旧爱，父亲是凭“镰刀”说话的无赖，但在面对歹徒的时候他还是本能地扑过来救“我”，“在那一刻爆发出的舐犊情深”是“我”“不愿深究”却真实目睹的。在“70 后”作家的笔下，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主人公，其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仍然是质朴的、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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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校园成长的规训与反抗
“80 后”作家的作品被认为比较单薄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生于教育体系渐趋完备的时期，成年之前的主要生活场景就是校园。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对教育体制和校园生活的感触和了解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曾经使他们名声大噪的青春文学也正是因为击中了同样以校园生活为当前主要经验来源的同龄人，使他们在有共鸣的场景之中，参与作品中描绘的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匮乏的想象和叛逆。”80 后”一代普遍在校园教育体系中成长，十几年的成长经历与教育经历的重合，使他们在成长中对教育公平、教育体制、教育主体和接受、方式方法等方面都产生了独特的见解。
现代社会的教育可以成为阶层流动的中介，优势阶层希望促进优势的代际继承，较低阶层希望完成阶层的向上流动，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日趋固化的阶层形态的影响下，这就导致了父辈对子辈的极高的教育期待。”80 后”进入校园的时代不同以往社会资源匮乏的时代，在那些时候，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对许多家庭来说还是一个问题，自顾不暇之下，也就不会顾及教育和竞争问题；但是在”80 后”的成长时期中，社会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温饱早已不需要发愁，父辈对子辈的期待也就落到了教育上；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鼓励，即使是较低阶层，也会采取学费减免、教育机会配额调整等方式促进教育的平等和普及，教育机会的普及带来竞争基数的扩张，教育压力也就迅速增长。特别是在 90 年代之后，教育产业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随着教育自主权的不断增长，不同家庭的教育成本差距越来越大，教育不平等现象逐渐显露，对于普通家庭或者较低阶层家庭而言，只有寄希望于学生自身的“努力”；而受到自主教育平台的增长，学生所需承担的教育任务也在不断加重，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受教育经历，就是以出生为起跑线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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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80 后”成长小说的叙事特征
第一节 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①。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常常表现为“我”即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之中的人物，视野有限。”80 后”作家的成长小说为了凸显成长主人公的亲历性和个性，往往需要采用主人公的角度来观察和叙述故事，而这种主人公的“成长自传”则往往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为载体。
一、第一人称与孤独体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小说基本是以第三人称居多，从《老残游记》开始，第一人称叙述才渐渐在小说创作中运用起来。新文化运动推崇人的自觉，“我手写我心”，鲁迅的《狂人日记》将第一人称叙述与日记体合理交融，小小的人称视角上的变化，却有着巨大的转折意义。此后又有郁达夫的一系列“私小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第一人称的地位才渐渐地在中国小说中与第三人称分庭抗礼；之后的几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使用比较均衡，没有格外侧重于某一个；直到”80 后”作家这里，第一人称才压倒第三人称，成为他们细致地表达自我的主要视角。他们推崇个性、自由、他们的成长小说中“我”往往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者，第一人称带来的个性化的、自由的叙述空间是他们如此青睐这个叙述视角的一大原因。
“80 后”将第一人称应用于在“自我经验”的书写上，这是因为与父辈相较，他们的生活经历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在”80 后”成长的时代，个体与集体的渐渐疏远使人们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划分越来越在意，人与人交往中的血缘纽带、地缘纽带等感情因素也在逐渐让位于契约关系，这在带来一代人独特的孤独体验的同时，也使他们关注的焦点向自我和内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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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陌生化的追求——从语言到叙述姿态
从初登文坛开始，”80 后”作家就在追求一种新奇的、陌生化的表达方式，这种“求异”的表现取向充分体现的是这代人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彰显个性的强烈渴望，这也是他们曾被称作“另类”原因之一。
一、“陌生化”的语言
张怡微的《细民盛宴》以一场家族“盛宴”的展开为背景，但在这个喧闹的大家庭中，她一次次回归到自我感受的描述，都体现出自己与这个家族的“格格不入”。“我”在这个家族中不是路人，但是也不是完全融入其中的一份子，无法分享这群有血缘的家人的情感，更多的体会到身处其中的局促和尴尬。“我”好像一个误入家族盛宴的“观察者”，看着大家插科打诨，却各自心照不宣；看着大家的体面和心中无处不在的嫌隙；但“我”不全然是一个“观察者”，因为我与这个家族血脉相承，所以常常被叫回来团聚、吃饭、聊天、别离，“我”与这个家族的关系就像宴席上的一道“拔丝山药”，明明不属一体，却又藕断丝连；“我”仿佛对自己面临的这个巨大的人情世界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疏离感，即使深陷其中，也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在人物关系逻辑上来说，“我”的成长与这个家庭不可分割；但在叙述姿态上，“我”却不使用与任何亲情伦理的相关的标尺，只是以一个宽容的“局外人”的姿态讲述这个故事，从角落中触摸和映照这场“细民盛宴”。
甫跃辉笔下产生了一系列都市“进城者”，他们来到日渐分层化、日益稳固的都市之中，看不到自己上升的空间和可能，融入城市的失败和面对故乡的“失语”造成了他们进退维谷的成长之殇。比如《走失在秋天的夜晚》①中冒充城市大学生的李绳、《丢失者》中因一次意外的手机丢失发现自己人际危机的顾零洲、《动物园》中紧挨着动物园租房的男女主人公对于开窗和关窗的无谓争论……甫跃辉关注这些在城市中茫然打拼的都市“零余者”，在他们的成长经验和叙事姿态中时时透露出对都市生活的陌生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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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80 后”成长的精神世界 ......................... 44
第一节 矛盾与裂隙——身份认同的阻力..................... 44
第二节 方向的失落与焦虑.......................... 46
第三节 “斩首式”的疗愈——包容与开阔.................... 48
第四节 未来的方向——融入与升华.............. 50
结语 ........................ 51
第三章 “80 后”成长的精神世界
第一节 矛盾与裂隙——身份认同的阻力
身份认同是关于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判定，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身份认同是个体的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衔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我是谁”和“我如何与他者相处”②。集体性传统与个体性思潮的文化矛盾、代际之间的经验裂隙都影响着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一、集体性与个体性
传统的结构、体制和规范下，稳定的家庭和固定的职业有助于形成安稳的生活。而传统的集体化、机制化的运行方式在 8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