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费孝通先生曾说：“要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乡村经济是不行的。”①新时期以来，在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乡村发生的系列变化使得一味书斋式的乡村想象很难适应当前的复杂形式。社会大众需要真实，而客观对象的真实呈现也需要恰当的文学形式。非虚构叙事以其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书写再次串接起了文学与土地之间的深刻联系，不失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审美尝试。
第一章 非虚构叙事中乡土书写的共性诉求
第一节 女作家乡土书写的承传与变革
传统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乡土社会，故而有“乡土中国”之称谓。在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中，对乡土的塑造与描写一直存在。自从“乡土文学”的概念在五四时期被提出以来，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乡村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被作家们反复书写。这其中就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以其出色的创作实绩为中国现当代文坛增添了许多靓丽的风景。相对于男性作家对于宏大历史叙事的执着与偏好，女作家凭借其天然的敏感与细腻，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她们满怀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勇敢发声，在孜孜不倦的创作中对乡土社会生存现状给与直接的揭露，显示出属于女性别样的性别体验与卓越思考。在中国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的迈进过程中，女作家对乡土的书写与创作就一直延续开来，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与时代背景之下，众多女性作家在创作中不断增添新质，形成了独特的乡土书写传统。
晚清以来，中国在列强的影响下被迫走上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曲折道路，中国乡村也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承受了历史的重负和文化伦理的变迁，以之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也在这变化中随之回旋进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与发展深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与西方启蒙现代性紧密相连。钱理群曾经说过：“在 20 世纪作家围绕‘现代性’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①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科学大潮的冲击，力图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进而对乡土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与批判。他们希望通过启蒙话语对乡村生活的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揭示，唤醒麻木的民众，以此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存状态。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们都将她们的目光投放在农村世界中的女性，通过对这些人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的描写，来达到对封建社会的憎恶与批判的目的。尽管当时的妇女运动如火如荼，知识女性们也已站在时代的前列庄严宣告了自己的信念，然而由于多重原因无数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尝尽生活的苦痛。在冰心的问题小说《最后的安息》中描写了乡下女子翠儿作为童养媳被婆家虐待殴打，最终残忍致死的故事，在文中，作者毫不讳言这是因为封建思想和乡村受教育太少的缘故。庐隐的《一封信》也反映了对乡村女性痛苦经历的同情和黑暗现实的不满，农村女孩梅生年纪轻轻就因为家庭原因卖给他人，最后绝望而死。这些篇章都表达了对处于弱势地位中的女性的真切关怀以及反抗旧礼教的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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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作家本土经验的深刻思考
自从“非虚构”文学栏目推出以来，已有许多作家云集响应，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回应这一潮流。其中女作家的表现格外突出，她们对乡土世界的书写，对乡村命运的关注使得她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与转型期的中国现实不可分割。在文本中，女作家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中国农村这一公共现场，以女性特有的睿智与细腻深入乡村，捕捉最为前沿的热点问题，她们或写乡村的苍凉与衰败，或写乡村的拆迁与变动，或写乡村的温情与守候，在对当前情景的真实描述中抒发自己的感受与思考，显示出非虚构女性写作的鲜明特色与内涵。
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当传统与现代相冲突，城市与农村相碰撞时，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乡村内外部也产生了巨大的裂变，出生于农村或对农村有深厚经验的作家有感于现代化给农村带来的转变时，乡土就成了作家情感与理性相互结合的一种潜在状态。梁鸿和乔叶等作家们出生于农村，对自己家乡以及家乡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感受，她们或理解或体恤，或伤感或忧愁，各种情感复杂交织，萦于心头。梁鸿曾说：“那块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我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以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②乔叶在问及写《拆楼记》的写作动因时，也明确表示“第一动因是因为看见，其实一直都在看见……”。③当变动的现实、真挚的情感、无限的忧思相继呈现在作家眼前，就激发了作家创作的动力，她们渴望倾诉，想要表达，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一吐心中的想法，以浇心中之块垒。所以她们在创作时，从题材选择到语言运用，一种乡土情结油然而生。然而新的时代面对新的课题，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下，旧的乡土经验即将失效，如何在乡土书写中融入新的经验就成了这些女作家们在写作和表达上所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在乡土文学中，不能否认的是男性作家的创作始终占据大半壁江山，其写作风格也有其共同的特征，总的看来，他们大多执着于宏大叙事和思想的深度展现，视野宽广境界阔大，情节的铺陈也比较浓墨重彩。而反观女性作家，她们多以自己的女性经验为原点，较多关注于细节的展现和被遮蔽的个体。学者陈顺馨分析说：“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女作家和男作家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①不可否认她们对乡村的书写的确有着异于男性作家的特质。在女性视野的关照下，其笔下“非虚构”乡土书写不再对乡村的“前世今生”做全方位纵深的把握，更为注重的是此时此刻乡土的日常生活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平平凡凡的个体，通过对一个个丰盈个体生活中或欣喜或伤感、或卑微或坚强的描写，我们得以透视整体意义上的乡村的生存境况，以及反观当代农村真实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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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虚构叙事中的乡村关照
第一节 河南农村的真实面貌——《中国在梁庄》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他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未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①作为河南农村的一个村落，梁庄不仅是我们认识河南更是认识中国的一面镜子。当下，农村逐渐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景象，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为了摆脱贫穷，开始向城市进行迁移，农村也越来越变得空心化，多种问题层出不穷。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背后，传统乡村无可避免的迎来了不断走向衰败的现实。
一、生态景观：被现代化改造的村庄
“乡村生态，是指乡村人在一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以及内在的精神世界，主要包括乡村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世界等方面”。②生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任何人都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中，生态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生活的质量。提起乡村，很自然会联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田园风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丽清幽。钱穆先生说过：“中国诗和散文则多半取材于乡村与自然界，为一种农业文化之代表。都市与人刺激，田园给人宁澹，这是很自然的趋势。”①所以说，乡村是无数人的精神原乡，是一个美好且值得追忆的地方。
梁鸿以故乡女儿的身份重返梁庄，去寻找她生命本源最初的记忆。在作者的童年回忆中，梁庄是美的，这里有林间的小道、河岸的沙滩、铺满青草的河坡，大人小孩都在河里洗澡，在树阴下谈情说爱，享受星空与大地。作者对美的感受，对自然的向往，都是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一步步生根发芽的。然而那个曾经在少年心中留下的美的痕迹的池塘，现在却只散发着被化工厂污染过的刺鼻味，到处都充满着“黑色”，黑色的淤泥、黑色的土地、黑色的气味，它们让人头晕、窒息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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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进城农民的存在状态——《出梁庄记》
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乡村地区为了摆脱贫困开始发动了向城市的“进攻”，这种情况颠覆了乡村原有的平静状态，也使得城市的面貌迥然不同。为了进一步展现更为全面立体的梁庄，梁鸿历时两年多，辗转于全国数个大中小城市对其外出的人进行追踪采访，从而写就了关于梁庄的又一优秀纪实作品——《出梁庄记》。梁鸿曾表示《中国在梁庄》并不能囊括全部意义上的梁庄，因为“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程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应他们而起”。②梁鸿以她的“在场”探访为我们展现了当代农民工外出之后的种种境遇，以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轨迹为核心，去描述进城农民的命运、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肉体的负重与情感的压抑
“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终生依托的锚地。”①因此一批又一批农村人或充满希望或满怀悲壮的开始了由乡村奔向城市的步伐，走向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轨迹。出门在外的梁庄人他们去了哪些地方工作？他们如何适应离家的生活？他们如何面对眼前的现状？这是作者梁鸿想要搞清楚的问题。对于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乡下人来说，进城似乎是一项不可抗拒的任务，然而，乡下人的进城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会充满艰辛与痛苦。他们背井离乡远离故土，可是城市是否是他们梦想中的乐园？他们又能否找到自己的归宿?
在近几十年的时光里，梁庄人已经遍布五湖四海。为了进一步接近这些外出者，梁鸿克服诸多困难，分别游走于西安、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青岛等地，以这些打工者的工作生活为蓝本，为我们展现了当代农民工进城谋生的生存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