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作为一个颇具表征性的作家群体，新世纪以来的上海作家群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从主题内蕴上看，新世纪的上海作家们大多对上海人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投入了极其重要的审美关注，努力发掘日常生活的内在意蕴，注重表现普通市民物质性、感官性的生命体验，以及各种世俗伦理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潜在规约。从审美风格来看，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也呈现出了极其浓郁的上海地域文化特色，包括海派话语中的女性气质、开放与自恋相交织的伦理纠葛等等。
第一章 浪漫与绮靡的情爱书写
第一节 感伤而浮华的物化爱情
爱情，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两性交往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一时一地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人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和态度也必然有所差异，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伦理书写亦是如此。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为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它一方面显示了古人在爱情中对于“真善美”的美好追求，另一方面也烙上了深刻的父权制文化的印记。先秦时代，社会急剧变革，思想上百家争鸣，人们的爱情观念也相对自由开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保存了大量歌颂纯真素朴、自由恋情的动情诗篇。两汉以后，官方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独尊儒术”，封建伦理纲常对人的自由情感的束缚加深，自由恋爱开始受到限制，因此出现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控诉封建礼教罪恶的作品。及至两宋“程朱理学”的兴起，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人的思想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之境地，文学观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诗经》中曾被视为歌颂自由恋爱的篇目被归为“淫诗”之列，可见此时社会主流情爱伦理的重大变化。晚清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遭受猛烈冲击，“文学革命”随之而起，中国新文学中的情爱书写开始逐步走出传统男性主导的模式，女性在爱情中开始扮演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出现了凌叔华、冯沅君、丁玲、张爱玲等一大批持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女性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和市场经济浪潮的洗礼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生存观念也随之变化。先前的价值规范已无法完全适应现实的物质生活，无论是都市，抑或乡村，一些社会伦理体系都面临着重大调整。人们的情爱观念，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纯粹的精神恋爱与物质化、功利化的现实伦理的角逐和冲突。而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使得它在这一过程中有着很强的表征性。市场经济的兴起，唤醒了它曾经被压抑已久的商业主义文化传统，相对于一些传统城市和广大农村普遍产生的失落情绪而言，上海在这一过程中则是如鱼得水，再次找回了昔日的优越感和自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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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物我交融的“小资”情爱
实际上，对于上海广大白领阶层来说，其情爱关系的表现形态和精神曲吁求则更为复杂，因为他们常常需要面临纯粹的精神恋爱与精致浮华的生存现实之间的两难抉择。一方面，他们想要实实在在的“面包”，追求物质生活的感官满足；另一方面，其骨子里又渴望那种“死生契阔，与子成悦”式的浪漫爱情故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情爱观念。这种情形在新世纪的上海小说中也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上海都市主流的情爱观。这种情爱关系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对于传统情爱伦理的大胆冒犯，并且表现出对于自我生命情感和个体自由的自觉追寻；其次，是对于各种前卫性、时尚性、物质性的世俗利益的强烈吁求；最后，是注重男女两性之间灵肉一致、身心契合的情感吁求。对于这些都市白领们来说，他们的情爱观虽然呈现出被物化的伦理倾向，但并不妨碍他们对于纯粹的精神恋爱的深切渴望和内在诉求。
在这方面，郭敬明的《小时代》便是其中的代表。这部小说虽然存在着过分迎合读者大众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弊病，但是也不无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都市青年男女在情爱交往中的伦理诉求。小说营造了一个摩登、浮华、小资的都市上海，小说中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穿梭于环球金融中心、恒隆、久光、来福士等高级写字楼和商场，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世界名牌，LV、Gucci、Prada、Dior、Lacoste、Chanel、Kenzo、Armani等等，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消费品。在情爱关系的选择上，他们既追求浪漫、纯洁的精神之爱，同时也非常理性地审视着恋爱对象的经济能力、外貌条件等等。例如小说中林萧的那段自述：“我的人生观，就在她们两个的中间来回地摇摆着，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一样，期待着宝马香车的尊贵生活，同时也要有丰富的精神和剧烈的爱。”林萧的这段自白，无疑是魔都上海白领阶层们所共同秉持的爱情准则。此外，这种情形还表现在顾里和顾源的爱情关系中，作为大学里为同学们所艳羡的恩爱情侣，一旦面对来自现实伦理的拷问和质询，便会暴露出这种情感关系的脆弱不堪。例如小说中顾里对顾源的那段灵魂拷问：“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领着补助金的学生，你顾源会爱上我？”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质问，却让顾源哑口无言，不得不审视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真实状态，也暴露了两个人之间关系的“不纯洁”。虽然表现得直白露骨，但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上海都市青年男女们浪漫而又浮华的情爱关系样态。在上海这样一个充满着商业化、物质化的欲望魔都，人们对于爱情的追求很难完全挣脱物质和金钱的束缚。对于小说中的这些小资青年们来说，不以浪漫为底色的情感关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没有物质为基础的恋爱关系更是无法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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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刮与促狭的家庭关系
第一节 女尊男卑的夫妻伦理
所谓夫妻伦理，也就是由男女两性经由婚姻形式的结合，进而形成的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保障的伦理关系。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中，夫妻关系乃是最为重要的伦理关系，“夫妻之间在家庭中不仅仅是核心角色，支柱地位，也是协调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和家庭外部关系的重要使者”②。夫妻关系处理得好坏，不仅仅关系到夫妻之间在情感和性爱上的和谐，而且对整个家庭内部的不同代际和同辈成员之间也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他们也肩负着整个家庭同外部社会之间的人际交往的重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无不以夫妻关系为中介。一定意义上，夫妻关系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和社会生活的演变状况。
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夫妻伦理书写与上海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和文化背景，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开放和前卫，对于传统夫妻伦理关系的冒犯和破坏也是较为突出的。自1843年开埠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人逐渐摆脱了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束缚，人们从传统的体力劳动中逐渐解放出来，男性不再具有无可撼动的体力优势，工业和服务业兴起，使得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女性因此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工作岗位，逐步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生存权利，这对于上海都市夫妻关系的变革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上海社会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更为解放，传统“夫为妻纲”的夫妻伦理观念对上海人来说已愈发不合时宜。在此基础上，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夫妻关系书写，基本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夫妻关系中“夫为妻纲”的伦理模式，呈现出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状态，男尊女卑的观念基本瓦解，并且表现出妻子逐渐取代丈夫家庭主导地位的伦理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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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互利互惠的代际准则
在家庭关系当中，代际（亲子）关系是由夫妻关系而生成的，是夫妻关系的另一种拓展，而且相对于夫妻关系来说，具有更强的不可变更性和稳定性。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此乃人生在世最为重要的五种关系，其中又以父子关系最为重要。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父子关系应当是“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父慈子孝”是其传统父子伦理关系的核心内涵。一定意义上，这种父子伦理观，并非是单指父子，其他不同代际之间也是以父子伦理为其核心准则，如母子、婆媳之间等等。然而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高速运转、潮流频繁更替、多元价值共生的社会环境里，使得不同代际之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也愈发突出。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代际关系书写，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传统父子伦理的冒犯，小说中的不同代际之间少了些血浓于水的伦理温情，多的是虚与委蛇的精巧算计。在这里，亲情血缘伦理也是可以被量化的，并且可以通过数字来考核和计算的。
钱佳楠的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文本。小说展现了一个上海小市民家庭的困窘和卑琐，小说中的母亲像中国许许多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以爱的名义，将社会所施予自身的皮鞭挥向了子女，让他们来承载自己的光荣和梦想。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是小说又是一个真正的上海故事。因为希望女儿读重点高中，母亲可以忽略周允那难以遏制的脱发情况。因为希望让周允办理走读从而节约住宿费，母亲甚至开出了一张周允对鸡蛋过敏诊断书，让她被迫成为了一个“不吃鸡蛋的人”。由于毕业后未能如母亲所愿找到五百强企业的工作，周允多次受到母亲的冷眼和讥刺。而当周允依靠绘画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之时，母亲才觉得自己的投资总算出了成绩，扬眉吐气。在日常生活中，母亲似乎从不在意女儿能否陪伴自己，她在意的只是周允能给她带来人前的体面和光鲜，因此在周允看来，“她母亲就是这样，但凡听到有大生意，就说你去好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老妈，是老鸨呢”①。对待女儿的婚姻，母亲更是本着实惠的逻辑，为了能让女儿嫁给事业有成、体面光鲜的赵丰嘉，母亲甚至可以不顾赵丰嘉的年龄和生理缺陷。在这里，母亲和女儿的这种关系模式，充分印证了上海都市互利互惠的商业主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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