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土匪，作为一个庞大而冗杂的群体，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直相伴而行。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匪完成了历史使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文学记忆却是永恒的，土匪形象依然活跃在文学想象之中，正如同依旧怀有的对未知的好奇，土匪叙事所具有的神秘色彩也令人神往。当想象照进现实，真实的土匪世界和土匪生活，往往被片面化和魔幻化，在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主流话语言说被官方把持，这群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物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匪”成为他们固有的标签，而忽视了土匪群体作为“人”的理性诉求。作者在进行创作时由于受到传统道德观念，历史现实，文学思潮等多因素的影响，往往模糊了土匪叙事，从而导致读者对于土匪形象存有固化思维，对土匪产生错误的认知。
第一章 何谓“匪”
第一节 土匪的定义
“土匪”是一个带有模糊意味的概念，这一称谓虽未有明确的所指，也未有明确的行为主体，且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有不同的诠释。“土匪”二字包含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阶级主体按照自己的阶级属性来下定义。例如，历史教科书中收录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涉吴广起义，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等在现在看来都是进步的，对历史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农民运动，但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来，都是反动的，阻碍了封建统一的进程，所以在当时均将其归为匪，贼之流。
再如民国以来，政治时局动荡，匪患问题频生，这一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匪”的类型，如土匪、积匪、兵匪、教匪、会匪、山匪、胡匪、枭匪等，除此之外，在国共两党斗争时期，也出现了如“共匪”、“赤匪”、“蒋匪”、“官匪”等带有歧视和谩骂色彩的称呼。虽均是与“匪”相关的词语，但是意义却大不相同。兵匪、会匪、山匪等主要是从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或者匪的社会性质上来划分，国共时期的“匪”不仅仅有“土匪”的含义，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敌我双方常用“匪”字来指代对方，相互诋毁其声誉，以此来确立自己拥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在这里“匪”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因其复杂的内涵，对“土匪”这一概念，从历史的视角和大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外理论家的阐释，明晰土匪与其他群体的区别，明确土匪概念的具体内涵，才能对这一现象理性判断。
一、“匪”的历史书写
“土匪”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少古书和典籍中均有记载。“土匪”这一词语不是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出现而定型存在的。最早的匪，一直以盗，贼，寇之类的形态存在，并非我们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土匪形象。文学史上关于土匪的历史书写，最早是从“匪”字入手的，在中国古代“匪”与“非”二字大多数时期是不加以区别的，尤其是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和古书之中，基本上都被当做通假字的用法。但实际上“非”字出现的远比“匪”字要早，而且两字在意义以及用法上也有所不同。从古代汉语的角度来讲，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匪”字解释为：“器似竹筐。从匚，非声”，与“篚”为古今字，与今天土匪的本义并无丝毫关系。此外，据考证，在《诗经》中也大量使用了“匪”和“非”二字，其中大多数用作否定词或代词来使用，如《氓》中的：“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里就是“匪”与“非”同义，表示不的意思，由此可知，早期并无“匪”字的释义，与土匪，匪盗更毫无关系。
.........................
第二节 土匪群体形成的原因
土匪是中国农业社会制度畸形的产物，土匪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土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土匪的成因的复杂性，土匪的来源广泛，成因多种多样，简而言之，是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分别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社会因素
华夏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黄河肥沃的水土孕育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勤劳人民，也造就了特有的农耕文明。自古以来，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占据了封建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完全受制于自然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小农经济的基础薄弱，易受外界因素的摧残，农民更是深受其害。
社会因素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战争影响。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大举入侵，导致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中国被迫开始近代化的进程，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小农经济的崩溃，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来源，找不到合适的得以谋生的职业，农村手工业濒临破产，但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随着农村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均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幅度降低，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人多地少的问题在许多地区十分突出，全国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地主官僚阶层进一步加紧对底层百姓的残酷剥削，如民国时期在河南西部就产生了富逾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现象。经济日益萧条，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百姓的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百姓无地可耕，无业可从，农村劳动力过剩，社会秩序混乱，下层农民不得不四处流亡，造成大量的流民出现，其中的年老体弱者沿途行乞为生，年轻力壮者流为匪盗，大批破产流亡的年轻人为求生存不得不加入匪帮，这是在经济层面上他们不得不成为土匪的原因。
..........................
第二章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土匪叙事
第一节 英雄化塑造：20 世纪 30 年代的土匪叙事
20 世纪 30 年代之始，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文学，显示出异常活跃的态势。1930 年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在战争和民族危亡的特殊时代语境之中，中国文坛由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面前现代文坛中涌现出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左翼作家联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大众化文艺运动，无产阶级文学勃兴，描写抗战背景的战争文学大受欢迎，反映现实成为文学的主旋律，冷静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描摹生活，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大众人生，求阶级解放是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特有的艺术魅力。而这一时期的土匪叙事也呈现出相应的转变，不满足于对土匪传奇故事的浅尝辄止，20 世纪 30 年代的土匪小说更多的关注土匪人生，关注土匪形象背后的现实意味，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土匪形象。这一时期描写土匪的作品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科尔沁旗草原》，舒群的《誓言》，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艾芜的《南行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作品呈现了别样的土匪视角。但真正将 20 世纪 30 年代土匪叙事创作推向高潮的是以萧军，端木蕻良等小说家，他们塑造了独特的东北胡子形象，开拓了“胡子——英雄”新的土匪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群亲历过抗日战争炮火的作家，将内心的悲愤和抵御外侮的热切期盼融注到土匪叙事的写作之中，20 世纪 30 年代小说家的土匪叙事描写自觉地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紧密联系，在社会动荡的危机现实面前，突破原有土匪叙事的狭隘界限，重塑土匪的正面形象，关注土匪群体的生命价值尊严，赋予土匪形象人性的光辉，他们的创作更能代表抗日民族战争之下的土匪文学想象，最能代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土匪叙事。土匪，对于作家来说不仅仅是笔下的创作题材，更是精神的寄托。20 世纪 30 年代作家的集体创作开启了土匪叙事和土匪形象写作的新篇章，在抗日战争的独特时代背景之下，土匪的生命活力与民族救亡的举动也自然而然的产生联系，而救亡话语时期正热切需要原始生命的野性力量。本节也将以萧军和端木蕻良为代表的小说家入手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的土匪叙事，加之对其他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关照 20 世纪 30 年代的土匪想象，探究“胡子与英雄”的独特艺术魅力。
..........................
第二节 人性化透视：20 世纪 40 年代的土匪叙事
20 世纪 40 年代纷争与动乱并存，积年累月的战争，无情的炮火，漂泊动荡的社会，种种不安的现实因素都冲击着人们的心理防线。乱世危亡时期的文坛除了民族话语的救亡文学，革命战争题材的书写之外，还有对黑暗现实的讽刺，以及呼唤“人的文学”的复归，企图重回五四时期的人性文学写作，对普通人生和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与此同时在经历了 20 世纪 30 年代土匪创作高潮之后，土匪叙事热潮渐消，土匪叙事也由匪类英雄模式转向对土匪人性的深入挖掘，关注匪性背后的人性内涵，表现匪性之中的现实人性，成为 40 年代土匪创作的主流。20 世纪 40 年代的土匪叙事背离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民族英雄的既定道路，而是着重表现土匪生存的真实状态，对土匪形象的塑造既不恶意贬低也不过分拔高，对土匪生活做原生态的描写，真正将土匪作为一个普通人来描写，既写为匪的现实，也写为人的不易，道出土匪群体最朴素的人性诉求。
这一时期以土匪为题材的作品数量缩减，较为人所熟知的有如姚雪垠的《长夜》和师陀的《荒野》以描写土匪生活展现土匪人性为主题的作品，也有于逢、易巩的《伙伴们》此类典型的土匪传奇小说。《伙伴们》是一部典型的 20 年代叙事风格的江湖传奇土匪小说，着力刻画土匪人物的传奇故事，整体风格与早期的土匪叙事作品相近。而最能体现 40 年代土匪叙事整体特征的要以姚雪垠的《长夜》和师陀的《荒野》两部作品为主且具有较大影响力。姚雪垠和师陀都关注土匪的现实人生，既写匪也写人，体现乱世之中的生命韧性。所以本节选取最能代表 20 世纪 40 年代土匪叙事写作风格的两部土匪小说，展现 40 年代匪色文学人性描写，体会不同土匪叙事的艺术魅力。
............................
第三章 20 世纪 30-40 年代土匪叙事的历史价值...............................49
第一节 承上启下的土匪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