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黄得时的汉文水平相对较高，为更好地提高儿童学习中文的兴趣，也给失语的一代带来锻炼学习使用中文能力的机会，儿童读物版《水浒传》应运而生；最为艰难的当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学的发展，不论是文学本身还是在助力文学发展的文学传播媒介上，黄得时始终坚持台湾文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应作为日本文学的附庸，表明了鲜明的政治立场。日本割据台湾 50 年，妄想逐步通过殖民教育体制将台湾人改造成日本“皇民”。
第一章 继往开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保存
第一节 民间俗语与民间故事
黄得时在日据时期重视民间俗语的应用和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利用民间文学的传统性来抵抗日本的殖民性。
一、民间俗语、习俗
俗语作为一种群众所创造，并且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语言单位，具备通俗化与口语化的特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美好愿望。黄得时在中文随笔中穿插引用一些民间俗语，使其更能形象生动地渲染出特有的中国文化的气息，笔者将其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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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歌谣与地方戏剧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大力推行日语教育，妄想使台湾人民会在日渐一日的殖民教育下，逐渐忘却自己的语言与文字。幸运的是，大部分作家文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汉文私塾教育的空间被日本的殖民教育挤压得所剩无几，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没办法学习汉文。不愿眼睁睁看着中国文化就此消失的文人学者们，积极鼓励全省文人，共同搜集民间歌谣，将之整理保存下来。黄得时在 1932 年《谈谈台湾的乡土文学》中将台湾的乡土文学定义为三类：“（1）先住民族（生蕃）的跳舞、和那时所唱的歌。（2）台湾人（广东人、福建人）的歌仔（山歌小唱、儿歌……）（3）歌仔戏。”①先住民族的歌舞显然是他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最佳方式，而歌仔，即歌谣，是人民大众的唯一的精神安慰。只是“含有山歌，相褒歌，小唱和儿歌”的歌仔“都被那‘道学先生’和‘子曰先生’贱视为邪淫粗野鄙俗之词。”②黄得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被“道学先生”和“子曰先生”所忽略的歌仔自身所存在的中华民族价值，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又何尝不是对抗日本大和文化而竭力保有台湾文学的中华文化的方式之一。那么，歌谣的搜集与保存便成为时下文人的重要任务。歌仔戏与布袋戏作为台湾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消遣方式，在日据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同化。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略过皮猴戏和傀儡戏，着重讨论歌仔戏和布袋戏。
一、民间歌谣
黄得时早在日据时期就已经意识到“民间文学”的重要性，他将歌谣定义为“是原始人的自然赞美，传说与神话，是原始人的自然解释。”③他认为“歌谣是民众最纯真的呼声，也是日常生活最坦白的写照。通过歌谣，不但可以察知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同时还可以了解某一民族的生活状态。”①但是台湾人当时对民间文学的态度让黄得时颇为不满。因为台湾的民间文学，最先去搜集整理的都不是台湾人。大多数台湾人将歌谣视为“一种下贱的东西，除起极少部分的人们以外谁都不愿去唱念”，更不用说是保存记载歌谣的书籍了。因此“台湾的民间文学，其搜集文献，亦非是台湾人，其研究，亦非是台湾人”，②黄得时认为这是台湾人的一大耻辱。《台湾歌谣与家庭生活》一文表明台湾的家庭生活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制度，保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将女人一生分类为怀胎、生子、结婚、治家、盖棺五个阶段，并列举了相关的歌谣。虽然大部分歌谣反映的内容在现在看来丝毫没有科学依据，如“七七四十九，问娘何月有。除起母生年，再添一十九。是男逢单位，是女必成双。算男若是女，三五入黄泉。”③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对尚未发生的未知事物的殷切期望。黄得时在《台湾歌谣与家庭生活》文末也表明了歌谣中透露出来的以升官发财为最高理想的想法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残渣”，但这也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影响了台湾人民，即使是在日据时期那样严苛的社会环境下依然没有丧失其自身的生命力，歌谣依然得以在广大的民众之间能够仅仅依靠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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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脉相承：汉诗创作及《水浒传》的改写
第一节 汉诗创作活动
黄得时在汉诗创作方面，与其父黄纯青具有某种程度的传承关系。黄纯青在日据时期与刘克明等人创立“咏霓诗社”，参加“瀛东小社”、“桃园吟社”、“瀛社”、“樗社”以及黄得时创立的“树村吟社”，作品常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等刊物，主持骚坛。战后创立“薇阁诗社”，参与“心社”，首创全地区诗人大会。黄得时的汉文教育除了私塾，还有其父的亲自课读。黄得时所有的汉诗诗作将近 300 首，创作时间主要集中于 1926-1932 年和 1973-1986 年这两个时间段，其他时间段创作较少，且部分诗稿无标示时间，故相关评述并非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其诗作主题广泛，有自述情志，如《偶成》《元旦书怀》《晨起漫兴》《书怀》等；有借物咏怀，如《菊花》《盆松》《岳武穆四首》等；有人际交游，如《陈和美小姐于归方清泓君志喜》《祝宇野哲人先生百岁大寿》《弔王井泉（古井）》《寿国策顾问吴三连先生九十华诞》等；有评论时事，如《太空吟》《咏太空梭》《酷热口占》《近况漫咏》等。无论哪一种主题的诗作，都隐含着黄得时的中华民族情怀。
黄得时经常会在诗作中寄托自己的情感，自述情志。在《元旦书怀》“逐鹿中原悲故国，雕虫小技愧吟身。”①这里的“雕虫小技”实是作者自谦，指“作汉诗”，但他作诗并非无病呻吟，而是以此来思念祖国大陆。作者自认为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下，只能“藏弓烹狗何堪问，明哲保身乐自由。”②他认为日本殖民者势必会在殖民统治稳固后将一开始作为深入殖民地台湾的突破口——士绅文人——弃之如敝屣，暗示自己不愿去趟这趟浑水，才能保全自己，拥有自由。“弹指生来十九年，文章经济两茫然。匣中剑欲龙腾化，架上书如蠹毁穿。岂为求名才勉学，但知明道必亲贤。时时省察兼存养，忧乐关心办后先。”③他自明心志，表明自己并非是为了名利才勤奋向学，光明的未来必然亲近贤人，时刻自我省察存养，修身养性，关心人民安乐。此诗还被魏润庵评为“是莘莘学子立志之作。”④在台湾大学任教 34 年即将退休时，他作诗纪念时强调“欣看版籍归中土，喜授诗书继昔贤。……仰人援助非长计，自力图强策更全。治学守恒同辅国，育才不懈等耘田。”⑤对于台湾回归大陆版图的期冀，他满心欢欣，这样他便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弘扬昔日的圣贤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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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较量：译写《水浒传》
20 世纪 60 年代黄得时在台湾大学从事教学之余，改写儿童读物《水浒传》。一方面是他早在战时就有出版《水浒传》单行本的打算，其曾在回忆录中自白：“每次只要晚报一出刊，我就一定会在公司，立刻把水浒传的部分剪下。”不光为了作为“写作当天的连载原稿的参考”，也是为了“以后作为水浒传单行本的原稿使用”。①另一方面则是应东方出版社游弥坚先生的邀请，尽管黄得时再次改写《水浒传》前曾满怀忐忑不安，担心一旦改写不好，会遭到他人的谩骂，但改写本出版后销路却非常好，使得其内心也颇感欣慰。
早在 1936 年 12 月 6 日举办的《台湾文学界总检讨座谈会》会上，黄得时就提议将“一些世界名著等……像《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作品，拜托作家来写解说或批评”，使“没有机会阅读这些作品的人，也可以得到有关这些杰作的大致的概念和知识。”②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局紧张，台湾总督府强制废止全台湾日刊报纸的汉文栏，《台湾新民报》虽因情况特殊，延期至五月减少一半，但限六月底全废。③具体情况，因1933-1939 年④的《台湾新民报》保存状况不佳，笔者无法从其内容上加以评价。但河原功后来曾经提及“唯一由台湾人经营的日刊报纸《台湾新民报》，是唯一抗拒这措施的媒体，汉文栏缩减了一半，结果反而招致当局弹压，集中注意《台湾新民报》，而在六月一日终于不得不全面废除‘汉文栏’”。⑤由此可见，当时《台湾新民报》的主编并非逆来顺受，只是迫于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力量悬殊，即使奋起反抗也只会招致更为严酷的镇压罢了。《台湾新民报》原本作为台湾人民的唯一喉舌，“汉文栏”惨遭废除，而日文“学艺栏”的版面有所增加，作为“学艺栏”主编的黄得时出于何种背景与动机翻译改写《水浒传》。笔者从报刊本身的问题、报社之间的较量和作者个人选择的因素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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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华民族本位：文学及其传播媒介 ..........................39
第一节 先破后立：谋求文学发展..........................39
第二节 传播媒介：助力文学发展............................48
小结 ................................53
结语............... 55
第三章 中华民族本位：文学及其传播媒介
第一节 先破后立：谋求文学发展
1894 年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台湾于翌年被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50 年，直到 1945 年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对台实行殖民教育，不断挤压汉文教育的空间，妄图通过“同化”政策将台湾人民改造成日本“皇民”。为方便进行文化笼络政策，殖民当局利用日本汉文学者来吸引台湾文人，有部分文人迷失在日本汉文学者组织的活动中，逐渐迷失本心，产生媚日倾向，甚至成为殖民政府的“御用文人”。殖民当局“侧重采用怀柔政策，对岛内旧诗人的活动，保持宽容态度，以阻挡新思想的传播，推行其愚民政策。”①庆幸的是更多的台湾文人抓住这样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