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研究，本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沉樱的小说创作展开研究。在题材上，主要从爱情婚姻题材、革命题材和社会题材等三个方面对沉樱小说进行全面地探究。在内容上，主要从沉樱小说的精神指向、沉樱小说的人物书写、沉樱小说的叙事策略等三个方面对其小说创作进行较为全面与细致的分析解读。
一、沉樱小说的精神指向
（一）沉樱婚恋小说与女性意识
宗法制度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可谓影响深远，而中国妇女的受难史也几乎与中国历史等长，中国女性在命运沉重的压抑之下，仍然在文学上绽放出了绚烂的花朵，展现出惊人的文学才华。“五四”新文学运动后，中国女性文学的世界才开始真正建构，与新文学的发展齐头并进，显现出石破天惊的活力。文学可谓作家个性、人格的展露与心灵的感应，女性文学拥有其独特的特点。包括沉樱在内的“五四”文学第二代女作家，不同于陈衡哲、凌叔华、谢冰莹等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由于世事喧嚣、内忧外患，她们不曾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没有中国古典闺秀的余韵，而是襟染风霜、笔见忧患，以女性之手呈现一个真切的世界，甚至献身革命理想，投入左翼运动。
沉樱作为新文学女作家，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短暂尝试了革命题材小说创作后，便全身心投入婚恋题材小说的写作并在当时引起学界和评论界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沉樱的婚恋题材小说擅于分析现代新式家庭中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通过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描写展现新式家庭的困境，以缩影反映社会现实。作家对她所熟悉的、所独特感受的女性世界中爱情、婚姻、家庭等元素进行执着地集中创作，真切地展示了作家所处层面的女性生活，让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生世界的图景，其作品自然流露出的女性意识随着作家自身经验的积累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发展过程。
1.“从抗争到沉默”——解构新式婚姻爱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塑造了严苛的性别体制，女性面对性、生育、事业与家庭等问题时，权利一定程度上被剥夺，始终无法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现代知识女性虽然开始接受新式婚姻，但女性遭受的不平等的婚姻境遇未能得到根本改善。沉樱的婚恋小说较早地关注到这一现象，以女性视角揭露现代婚姻全新、真切的性别世界的作品不占少数。这一类小说通常被置于“小场面”中展开，即一个由两性构成的现代之家，作者通常将性别对立进行最大化处理，例如小说中的人物称谓经常以“男的”、“女的”、“她”、“妻”代替姓名，呈现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冰冷的对峙关系和矛盾冲突，利用多样的表现手法展示男人和女人的独立人格与彼此的隔阂，从而实现小说解构现代爱情与婚姻的目的，揭露理想婚姻与现实的落差带给女性的压抑和窒息，塑造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展现现代知识女性在新式婚姻中“从抗争到沉默”的困惑和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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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樱社会小说与平民意识
沉樱小说创作前期以婚恋爱情题材小说成名，其作品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当时学术界对其婚恋爱情题材的作品给予充分的关注，1930 年 6 月沉樱在《北新》半月刊发表小说《自杀》，标志着其小说创作步入后期，而这一阶段创作的作品特别是社会和革命题材小说由于出版等原因没能得到充分的关注。有研究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认为沉樱是一位只写婚恋小说的女作家，结合沉樱小说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与学界对沉樱小说的研究所得的结论，这样的观点确实是有失公正的。至今确认的沉樱创作的 36 篇小说中，社会题材与革命题材的作品多达 16篇。可以说，沉樱的社会题材小说是作家小说创作的一次自我超越，取材视野更加宽广，以敏锐地目光关注到了封建迷信、礼教、革命与战争以及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的题材之广、立意之深超越了其最早尝试的革命题材小说，内容质量不亚于婚恋爱情题材小说。从 1931 年 3 月沉樱在《微音》上发表小说《妹妹》开始，沉樱先后发表 7 篇短篇小说，除了《时间与空间》，其余均为社会题材小说。1934 年 4 月沉樱发表短篇小说《张顺的犯罪》，加上 1939年的《在监狱里》和 1947 年的《洋娃娃》两篇共九篇社会题材小说。沉樱通过社会题材小说反映出来的内容大多是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这里主要通过对作家社会题材小说的三类小说主题的分析，进一步论述沉樱社会题材小说平民意识的思想深刻性。
1.关注底层劳动者的悲剧命运
在旧中国黑暗漫长的历史中，朝代轰轰烈烈地更替，农民却始终遭受统治阶级的压榨剥削。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三十年，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人民翻身做主，实现了从沉睡到觉醒的质的飞跃。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但由于自身局限和封建势力的顽固远远未能实现。沉樱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关注到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其笔下的底层劳动者，大多包含着时代的烙印，他们在狭窄的生存空间中艰难求生，在一次次挣扎后逐渐麻木，上演着悲剧命运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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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沉樱小说的人物书写
（一）知识女性与革命女性形象的书写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美国文艺评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构成四要素说明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必须以存在为依据，以生活为本源。作家深入观察、体验生活，投身生动的实践，才能收获丰富的感觉映像，经作家情感的过滤，形成文学作品。文学形象作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创造过程亦是作家与描写对象主客体交融的过程：沉樱身为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从生活走向艺术，从现实美走向艺术美的转化过程。她以女性的独特感受和作家的敏锐视角塑造了独具时代特征的高度情感化的女性群体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同程度上是作家“自我”的化身，是对女性自我体验的心灵展露。
1.知识女性形象的书写
沉樱的前期创作中，有九篇小说以爱情婚姻为题材，集中展现青年男女间苦涩的爱恋，这几篇作品反复印证着爱情的不美满的同时，也塑造了极为细腻、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以独特的艺术技巧刻画了爱情心理，尤其是对小说中知识女性形象的书写，表现手法丰富多样。
（1）未婚知识女性群体
首先是书写对爱情抱有幻想又在现实中感到无比失落的女性形象。沉樱创作于 1929 年的短篇小说《空虚》塑造了女大学生茜子的形象，小说集中展现茜子在去男友住处过夜的过程中，从路途中对充满甜蜜的浪漫夜晚的期待，害怕别人认出来的紧张而充满顾虑，到住处被出门找父亲的男友抛下后，欢欣尽失，从起初的隐约期待逐渐破灭走向空虚的心境变化。沉樱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憧憬爱情的青年知识女性，可以看出茜子在追求爱情上态度的执着：想要去男友的住处过夜，不顾同学间的议论、路途的遥远和天气的寒冷。前往男子住处的路途中，两人都充满着向往和羞怯的矛盾，而茜子的“怎么不能再勇敢一点”一句可以看出她对于恋爱的勇气与坚定。得知恋人要抛下自己去看望父亲后，茜子的决定也是出于自己对恋人的爱意，不惜委屈自己。小说描写至此不足以构成茜子“空虚”的原因，父亲远道而来，儿子前去探望并无不妥之处，而反观男子的态度，虽然他也渴望和女友一起的时光却更在意他人的目光，看到父亲的信后，只担心无法与父亲见面，完全没有顾及茜子的感受，得知自己来得及见父亲时满心欣喜，对女朋友失信却没有丝毫愧疚，沉樱将恋爱关系中的男女置于对立面，将女性在恋爱中的执着却脆弱与男子在恋爱中的自私和狡猾展露无遗。男友离开后茜子置身于空旷的房间，心生感伤陷入“空虚”，此时让茜子伤心的已经不只是离别之苦，还有男子为自己失信开脱时的虚伪嘴脸。“回顾着这空洞洞的房间意识到自己坐在那里的没有灵魂似的样子，怅然地想着：‘这真象是梦呢！’” ①从心存期望到不敢等待再到相信男友不会回来，独自面对夜晚的茜子只能在房间的男性气息中凄凉地将头再次蒙进被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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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性婚姻中的男性形象的书写
人物形象是作家的创造物，是表象与创作主体审美心理契合，生成的审美意象。沉樱在爱情婚姻题材小说中塑造了一批“比生活中现实事物形象更真实”的男性形象，这与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对表象的加工密不可分，小说创作包含作家经验的再创造，作家本人经历的婚姻失败影响了她对婚姻爱情的认识，而作家将写作作为宣泄的过程亦是勾起回忆的过程。沉樱在对两性婚姻中的男性形象塑造上采用了节制的手法与客观的态度，以现代女性的身份刻画两性婚姻中男性的生存状态，本节就主要论述沉樱笔下几类男性形象的审美特征。如果说《爱情的开始》《飘零了的红叶》《空虚》中的女主人公，面对男性肆无忌惮的侮辱和背叛，表现得都是软弱和忍耐，那么，读者不禁思考，如果婚姻中女性表现得强硬些，告别了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之后，能否收获婚姻的幸福与和睦呢？沉樱在塑造两性婚姻中的男性形象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新式家庭中的“旧式”男性书写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观念开始普及和制度化，青年男女在新式婚姻观念的影响下组建新式家庭。沉樱小说塑造的男性形象不乏良好的教育和公德的熏陶，然而这些男性在新式家庭中却流露出“旧”的丑恶的一面：他们对女性始乱终弃、游走于不同女性之间，做着三妻四妾的美梦，沉沦于精神和肉体出轨的愉悦，在家庭中无视妻子的人格与感受，肆意物化女性，使女性成为新式家庭中的附属品。沉樱直击男性在婚姻中自私的丑态和无耻的行为，塑造了一系列新文化影响下虚伪的旧式男性形象。
《爱情的开始》与《喜筵之后》作为姊妹篇，塑造了沉樱婚恋小说最具标志性的男主人公形象：《爱情的开始》中的男人对待妻子冷嘲热讽的态度令人发指，对待自己拈花惹草的行为却毫无悔改之意，妻子伤心地指责男人不忠，得到的是毫不掩饰的无耻回答：“我一向对你实在是太不忠实，不过我爱你总是事实，你说是不是？” ①对于二人婚姻的问题，男人要么是敷衍地对付“以后就好好的了”要么是不耐烦地反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