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叶兆言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南京这座城市，在他那里无论是历史时间中的南京，还是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南京，生活其中的人们安然自在，既影响着城市又被城市影响，书写着各自的传奇人生和悲剧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城市的独特精神气质，这座文学中的城市既承载着对逝去历史的感伤悲歌，亦充满着对当下生活的宽容同情。通过独特的想象方式，依靠着对城市个人化的理解和认知，对历史的别样进入方式和特殊的文本互动方式，他不断追问着城市里人的生存状态，观察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生活面目，寻找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或抛弃的精神财富，在空间与人的互动共生中逼近历史和生活的真相，看到了人们在现代化的焦虑中的尴尬处境，表达自己对于城市和人类生存的批判性认知和现实反思。
第一章 南京想象的叙事对象
第一节 南京人：知识分子形象与底层市民形象
人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事实上，一方水土的魅力就在于它所养育的这一方人。从文化学角度看，一个城市所特有的生活个性，最终原因仍归结于这个城市里的人。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其个性中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某种独特的地域特色，城市塑造着人，人也成就着城市。南京作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名城，它在作家的眼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历史的古老神秘、现实的从容繁华都氤氲出丰富的地域内涵。而这丰富之中自然离不开关于南京人形象的刻画，可以说，对于南京人的书写想象构成了叶兆言城市想象的重要部分，也是最基础的要素。
从最早创作的“夜泊秦淮”系列，到新近出版的《刻骨铭心》，叶兆言小说中的南京人有两类极其突出的形象序列，即知识分子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
一、知识分子形象
作为一个文学世家出身的写作者，从小受到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家族长辈的经历和交往史以及自身从事文化领域的所见所闻，使得叶兆言对写作对象的了解支撑起他的创作。在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最具代表性的如“夜泊秦淮”系列《十字铺》中的季云、《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的丁问渔、《没有玻璃的花房》中的李道始、《艳歌》中的迟钦亭、《白天不懂夜的黑》中的“我”和林放等，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已经完全不同于十七年文学和伤痕、反思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样态。从人物所处时代背景来划分，可分为“祖父”一代：梦想的坚守者和抗争者、“父亲”一代：未逢其时的艰难存世者以及新时期以来的第三代：清醒的玩世者和务实者。三代知识分子形象囊括了近百年来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描摹，刻画出他们迥异的人生走向和相同的命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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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京的物：物境的空间隐喻
物境之说源于唐代王昌龄的三境说，所谓“处身于境，视境于心”，可见其重视景物之用。通过空间景物的建构寄托作者的情思，因此往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景物，通过对这些特殊的空间结构的想象，结合其历史内涵和文本意蕴，既可以表现作者的思考，同时也易获得读者的接受和共鸣。“城市作为一种‘人工’的物质构造,它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和建筑样式等诸多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深刻地制约着‘人’的活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⑩城市空间并非只作为人们生活、娱乐、工作的物质场所，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思考。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取特定的空间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并借此表达对社会和生活的某种认识，这些空间的选取通常暗示着作家的情感倾向和表达。
叶兆言小说中有着极为明显的空间标识，如《夜泊秦淮》系列的秦淮河、夫子庙，《没有玻璃的花房》中供孩子们玩耍的戏校花房，《驰向黑夜的女人》中提到的南京新街口广场等。在小说中这些地理空间不仅意味着故事发生的地点，且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学意义，成为小说结构中相对独立于故事情节、具备完整审美功能的部分。通过对南京城百年历史沧桑变换的书写，彰显历史的魅力和生存的哲学。这些具有审美意义的叙事空间常常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成为与故事和人物一起成长的流动因素。
一、秦淮空间
秦淮河可说是最能代表南京的一个地域空间，伴随着朝代政权的更迭和历史中不变的繁荣景象，它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被赋予了多重文化意蕴的空间符号。秦淮空间是军事重地、商业中心、大众娱乐空间和风月场所，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突出其颓废、荒芜的一面。六朝金粉、末世颓废、秦淮八艳等成为表达秦淮空间的共同话语和情感心理，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青楼文化与仕宦风流融合的传统秦淮文化景观，作为多重意象的结合体。叶兆言的创作继承了这种对秦淮河的传统书写，但又并非此种模式的简单重复。秦淮河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象给予他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浪漫情调，而他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人性印迹重构了他笔下的秦淮空间。读他的“夜泊秦淮”系列，可以感受到文本中弥漫的深厚的历史颓败情绪和感伤的文人怀旧气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并非遵循传统去描写士子与妓女的风流往事，而是将目光聚焦于秦淮两岸的普通百姓，在“状元境”“追月楼”等秦淮空间的历史维度中想象世俗人间的“烟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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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京想象的精神内涵
第一节 城市空间建构：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叶兆言所想象的南京既有旧都的古典气质，又具有某种新时代的气息。新的城市文化无法完全跳脱于传统城市文化的局限，因此既具有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又具有新时代的某种程度的断裂性。
随着现代文明的引进，近代中国整个社会都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迁，众多新事物新现象纷纷涌现，但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完全“西化”，事实上以上海为中心，新旧杂交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明显特征。《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指出，即使是在“租界”这个近代化空间，也涌入了大量的茶馆和妓院等传统生活娱乐设施，租界的资本主义经常面临破坏的危机。两种异质文化相互侵犯甚至相互渗透形成上海过激化的魔化。26《霓虹灯外：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记录了最现代、最西化的上海城市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远离现代性想象中“十里洋场”“霓虹灯下”的日常生活，在外滩建筑物背后，大多数上海人仍住在狭窄的弄堂里，生着讨厌的煤炉做饭。27这些居住在旧式房屋中的人是否就代表了“传统”？它与“现代”也许并非全然对立，冯客提出“文化拼凑”概念来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指出现代性并非外国人强加于中国的一套既定项目，而是一组新机会，以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随意挪用的一组工具。28在文化拼凑的过程中，地区与全球为了适应现状都做出扭曲，文化的相互渗透造就广泛的文化与物质的变迁，现代性是特定历史形构下的产物。中国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必定伴随一系列文化采借过程，因此出现文化拼凑现象，新的因素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因素的土崩瓦解。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拼凑在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城有着深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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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想象中的南京：古老、感伤的挽歌情调
从最早的新历史小说“夜泊秦淮”系列到 90 年代之后长篇小说创作，叶兆言将描写的重点集中在民国南京和文革南京两个特殊时期，借此观察历史中的人和历史本身的真实性问题。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城，因其“东南重镇”的绝佳地理位置而被争抢，历来战乱不断，金陵王气虽古老而久有其名，历史上的南京政权却总是躲不掉亡国的结局。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南京的传奇历史与亡国之音总是无法分开，也因此注定了这座城市天然的悲情气质。通过对南京文化的叙述，吴侬软语的江南女子和文雅多情的文人雅士走过秦淮河的桨声灯影，茶馆酒楼和夫子庙人声鼎沸，叶兆言在小说中复活了这座生气勃勃的古城。更重要的是他赋予城市的文化神韵，所表现出的南京文化品格，成为他南京想象的最大成就所在。这种文化品格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对话、语言、情节等整体呈现，表现出一种古老、感伤的旧都气韵和闲适淡然的生存态度。
一、历史记忆的“挽歌”
叶兆言曾在访谈中提到过他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基调：“挽歌”。作为一个世界构形，一种对想象的固定，它在叶兆言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原型形式的作用，作家通过对逝去历史时间的反复探索和极力追寻，表现对于爱情、亲情、友情等古老话题的追忆和当下的尴尬处境。从“夜泊秦淮”系列开始，叶兆言就开始了对小说创作中挽歌形式的构造。《十字铺》中季云、士新与真珠的三角恋情一改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让英俊潇洒的季云情场失意继而在投身革命后失去性命，原本毫不起眼的士新却最终抱得美人归，获得佳人的同时也取得了事业上的极大成就。“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支离破碎，遭遇了不合时宜的尴尬。《半边营》中的斯馨阿米在母亲华太太的掌控下成长，在华太太强势性格的控制下，生性懦弱的阿米被动地承受来自母亲的精神折磨以及对夫妻私生活的窥探。斯馨因为母亲的个性不愿嫁人，始终服侍生病的母亲，却不时被骂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尽管家里有仆人随从，却选择让儿子女儿终日陪护身旁，日夜照料。亲情的温暖感人被完全扭曲，故事中的每个人都生活的痛苦而无奈。《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丁问渔的爱情一往无前，不顾一切，却仅仅是别人眼中的笑料，在南京城破前夕他终于获得了雨媛的回应，却又在战争中不幸死去。真挚的感情注定无法在这座城市得到圆满的结局，爱情本身的悲剧色彩与城市固有的悲情落寞气质相互映照，古老情感的美好易逝令人惋惜，也反映出真挚感情在现代社会中难以持续的尴尬境遇。所有记忆中美好的情感在现实生活的作用下被挤压破坏，以至完全丧失，剩下的惟有对已逝的痛惜和留恋，而人物的命运也因此充满了悲情意味和感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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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