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在周作人与桐城派的离合关系中，言志和载道是二者的最大分歧。周作人主张言志文学，批判载道的文学。但是周作人的言志主张主要集中在 1930 年到 1937 年之间，在他 1930 年之前和 1397 年之后的创作中，载道的文学随处可见。1930 年之前他的思想受到俄国的人道主义和英美的自由主义影响，因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思想、新理念以及新的文学观。他充分地发挥了文学的宣传作用。1937 年之后，原本反叛传统的周作人开始对传统的回归，他在儒家思想中找到思想的归宿，在文学主张上也开始强调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这是对原本提出的言志和载道关系的反思。与此相对应地，桐城派的文学观念中也有言志分子的萌芽。桐城派作家以古文为生，将古文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强调古文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一是前期桐城派对古文审美性创作技巧的探求，以及后期桐城派在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中，侧重于辞章而淡化义理和辞章的作用。二是桐城派中的作家多次强调作家个性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在强调个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三是桐城派创作了怀人记事的传志小文，这种文章继承归有光的小品文，增强了桐城散文中表情达意的抒情功能，更体现了桐城文章中的言志成分。
第一章 言志与载道
第一节 周作人的“载道”文学
周作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提倡言志文学的。他对言志和载道最直接最全面的论述就是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本书里。在此之前曾有一些论述散见于文章之中，之后又有对此主张的补充和实践。周作人最早开始用言志和载道的问题来评述文学应该是在1930 年左右。在他的杂志《骆驼草》创刊的时候，周作人的言志主张便初见端倪。到1938 年在抗日战争中落水，周作人无暇在文学上经营。周作人的言志主张集中在 1930到 1937 年之间。1930 年周作人主持筹办了《骆驼草》，这可以看做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他在《发刊词》中说：“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①。这些宣言可见周作人强烈的自由主义愿望，也是对自己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怀疑和否定。在为五四时期的论文集《艺术与生活》所写的序里，周作人更明白地表示，“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这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是我的‘转变方向’了”②。可见此时的周作人对于自己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文学实践开始自我审视和批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并不是言志派的拥护者，而是到此时才开始转变的。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本书里，周作人为了提出自己的言志主张，首先确定了文学的功能。在这本书的第一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里他强调了文学是无目的的：“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③因此，他给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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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桐城派的“言志”文学
周作人对桐城派的批判主要就是由于其“文以载道”的主张。桐城派的“载道”是自觉的，而且是作为旗帜标榜的，而“言志”则是不自觉的，是在表面之下流淌的一条暗河，所以很容易被忽略了。周作人只看到了桐城派树立起的“载道”旗帜，并未看到这面旗帜在时代发展中发生的变化。因此只从片面单一的角度对桐城派进行了批评。就连周作人自己也承认桐城派“把文章做通顺了”，至少说明桐城派在艺术上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桐城派真如周作人所说所作之文都是宣传统治思想的狭义载道之文，又怎么可能把文章做通顺呢？
桐城派古文一开始并不是为载道而作的。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始于清初。桐城派的源头除了公认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之外还不得不提戴名世。方苞的古文受其兄长方舟和戴名世的影响颇深。戴名世与方苞是同乡，比方苞年长十五岁，在古文上颇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戴名世曾在《方灵皋稿序》中记录方苞与他切磋古文的情景：
盖灵皋自与余佳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而灵皋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尝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仿佛想象其意境，而灵皋之孤行侧出者，固自成其为灵皋一家之文也。
可见方苞与戴名世关系之密切，方苞古文受戴名世影响之深，二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戴名世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又喜好搜集明代遗事。方苞与他志趣相投，方苞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曾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终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因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②。方苞早年不仅不曾涉及宋儒之书，而且结交的都是遗民。除此之外，他还与许多抗清志士有所接触，也曾作文对抗清志士刚正的气节表达敬仰之意。凡此种种，都与后来忠顺的清廷臣子形象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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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作人与桐城派的散文渊源
第一节 对传统文学的溯源
一、桐城派散文的来源
古文成为一种文体，是从唐代的古文运动开始的，韩愈为革除六朝骈文的弊病，以古文相号召。韩愈提倡的古文不是凭空建立出来的，而是从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梳理出一条延续的脉络。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梳理出将皋陶、五子、周公、孔子、庄周、孟轲、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等串联起来的古文路线。就散文形式而言，韩愈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以单行奇句散体之文为古文。因此他提倡的是上规六经、下逮庄骚，同时又要言必己出、文从字顺的古文。
韩愈的古文不仅是在形式上溯源秦汉， 韩愈还将古文看做一种载道的文体，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①他将文辞看做手段，将古道看做目的。主张的是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文道观。而对于道统的传承，韩愈也建立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①的道统。韩愈要做的就是将孟轲之后无人继承的道接续起来。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指的就是韩愈对于文统和道统的承继。道统和文统是古文最核心的内容。在道统与文统上，韩愈都是溯源两汉，再由两汉上接到孔孟。但是方苞对唐宋文的继承更多的是对古文文统的继承，在道统的选择上方苞没有直追孔孟之道，而是推崇程朱，认为应该通过程朱再上达孔孟。他提出“文章介韩欧之间，学行继程朱之后”作为自己的行身祈向。就是要将韩欧的古文理论和程朱的道统思想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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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周作人散文的“内应”
桐城派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需赘言，而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虽然显而易见，但往往又被西方文化的光芒掩盖。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五四”时期，周作人与其他五四同人一方面“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废除文言；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的人道主义理论和英美小品文。十分急切地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划清界限。但在“五四”的浪潮逐渐消退之后，他们开始重新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他自己也认识到：
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
周作人对传统文化以及古代散文的态度一直比较复杂。他所处的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迪。当周作人开始重新审视现代散文的源流的时候，他就开始强调中国传统散文在现代散文中起到的作用。周作人在 1935 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汇总了之前对于散文的见解，他讲到：“散文发达的两重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②“外援”就是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观念的介入，“内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发挥的作用。“内应”和“外援”在周作人的思想中杂糅并且调和，形成了周作人散文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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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古文到现代散文的过渡 ....................................... 53
第一节 桐城派因时而变 ...................................... 53
一、“经济”与“西学” ................................. 56
二、桐城后人在北大 ................................ 56
第二节 在古文与现代散文之间 ................................. 58
一、林纾与严复：以古文翻译西学 .................................... 59
二、梁启超与“新文体” ...................................... 62
结语
在周作人与桐城派的离合关系中，言志和载道是二者的最大分歧。周作人主张言志文学，批判载道的文学。但是周作人的言志主张主要集中在 1930 年到 1937 年之间，在他 1930 年之前和 1397 年之后的创作中，载道的文学随处可见。1930 年之前他的思想受到俄国的人道主义和英美的自由主义影响，因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思想、新理念以及新的文学观。他充分地发挥了文学的宣传作用。1937 年之后，原本反叛传统的周作人开始对传统的回归，他在儒家思想中找到思想的归宿，在文学主张上也开始强调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这是对原本提出的言志和载道关系的反思。与此相对应地，桐城派的文学观念中也有言志分子的萌芽。桐城派作家以古文为生，将古文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强调古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