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研究,从来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做到全然的无懈可击,成为某一领域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所谓的学术也正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被解构——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完全。王德威赋予了“抒情传统”文学史观以繁复多元的面向,将其从一个批评概念提升为一种文学史观,为我们反观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面向。无论是对文学史的重写工作还是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式都有着无法忽略的重要意义。因此,指出“抒情传统”文学史观可能存在的偏颇与缺失并非是有意颠覆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它所有的价值与意义予以抹杀;恰恰相反,众学者正是懂得瑕不掩瑜的道理,正是望见了“抒情传统”文学史观在本质上存在着继续发展下去的潜力,才会指出其有待商榷之处,希望它能逐步进行自我修复与提升,最终走向完善与健全。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巨大能指,“抒情传统”文学史观自成型之初,便一跃成为海内外众多学者所持续关注的热点,俨然成为当下学界无法忽略的一个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抒情传统”文学史观的功效并不止于以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重新阐释与再度延展。事实上,在赋予中国传统文学新生活力、将其推至与西方话语理论进行直接对话交流的高度之后,“抒情传统”文学史观的提出亦成就了王德威的学术个性与地位,奠定了其在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声誉。
作为海外华人学者的代表,王德威深受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渐染。他既具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功底,对西方各个流派的经典著作亦是熟稔到信手拈来;东方文化所特有的谦逊谨慎造就了他低调严谨的学术风格,而西方相对开放的学术风气又给予他更为开阔的眼界与胸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理论创见足以引发大陆学界集体深思与追问,而“抒情传统”文学史观的横空出世又让海内外众多批评家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现代性的多个面向进行全方位的反观与重审。本文将以王德威的“抒情传统”史观为观照对象,对其深远繁复的理论背景、渐次深入的生成过程、多维视野下的批评实践等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与评价,以期形成相对科学的价值判断,对准确认识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提供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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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纵观大陆学界与王德威“抒情传统”文学史观相关的众多文章著述,大致已形成两个比较稳定的态势。
一则是将“抒情传统”文学史观重置于宏观的抒情谱系之中,将王德威的理论研究作为海外华人学者学术成果的一部分,对这一支脉进行整体上的梳理与理顺。
在“抒情传统”文学史观正式提出之前,海外及台湾学界已经存在一条更为宏大的抒情传统学术体系。“抒情传统论”是台湾文学美学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共同关注的研究趋势,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影响下来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它起源于海外华人学者,延伸到北美港台地区,形成了含有文学史、文学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在内的学术研究体系,是当代具有原创性的古典文学批评理论之一。 [1]1事实上,王德威的“抒情传统”理论学说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独创,前人的论证与著述对他多少有所启发。沈一帆与李云凤两位学者对海外及台湾地区的抒情传统的建设工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沈一帆的《中国抒情传统的海外建构及其影响》一文在对“抒情传统”理论来源进行充分铺垫的基础之上,详细论证了陈世骧是如何在比较诗学的语境中挖掘出中国文学的根本精神;而高友工又是如何通过抒情美典的建构,将文学与多种艺术文类进行串联,最终建构出囊括审美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史意识等多学科在内的繁复体系。李云凤的《论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一文则更为系统也更具条理性的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她采用了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对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进行了解读;其后又以历史与理论双重维度对高友工抒情美典的创建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视野投向台湾地区,分析以蔡英俊、张淑香、孙康宜、吕正惠等为代表的台湾学者是如何对前人的学说进行呼应,完成了中国抒情传统自海外向国内的转移。唐瑜的《有情的台湾——当代台湾“抒情传统”研究综论》写的相当出彩。她先是对陈世骧、高友工、蔡英俊、吕正惠等台湾学者的著述学说进行整理,呈现出“中国抒情传统”是如何走向一种多元化发展的局势;又在文章的第四章节,完成了王德威“抒情传统”文学史观与前人众多版本的“抒情说”之间的对接,并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论证参照物,在现代语境中探讨王德威“抒情传统”文学史观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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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德威“抒情传统”文学史观的概念体系
(一)作为批评概念的“抒情传统”
王德威打破了国人对“抒情”一词的固有认知,赋予了“抒情传统”文学史观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解放,将其打造成一个接通中西、无所不包的巨大能指。
1.“传统”的抒情
长久以来,国人对“抒情”二字似乎持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作为一种诗歌或叙述修辞模式,抒情不外轻吟浅唱;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抒情无非感事伤时。[4]1相对于早已习以为常的宏大叙述,我们或有心或无意的总是将其视作不登大堂的小道,简单粗暴的将抒情与“个人、主观、浪漫、感性、精英、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等概念进行等同。我们对“抒情”二字的解读一直都处于一种误读状态,将一个原本具有足够包容性的概念窄化到了个人主义的极端。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论还是西方话语语境中,都有着“抒情”的传统。但由于不同的心理机制与文化背景,其指涉的意义自然也不尽相同。东西方所流传的两种抒情观在不同时空中有条不紊的发展着,直至“五四”时期二者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关联,而国人抒情观的第一次颠覆亦发生在这一阶段。
在新文学运动中,时代精英们为了创建更符合时代基调的新文学,试图从两方面进行筹谋:他们一边高喊着打倒旧文学的口号,与传统文学势不两立;一边又打开国门广泛引入西方文化,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在与旧文学决裂的过程中,
包含中国传统抒情观在内的古代文学理论被一并推翻,而 18、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因其契合“五四”文人感时伤怀的家国之思而一时蔚然成风。这一来一往之间,实则完成了概念的置换:自此以后,当我们再提及“抒情”二字,联想到的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富含多个意义面向的抒情,而是西方定义下那个个人主义,成为“晚近的、浪漫主义的表征的一端”的抒情。这种概念窄化所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日学界,以至于不少学者在引用抒情观进行论证时,所引的仍是以西方浪漫主义为内核的抒情。因此,我们潜意识中所谓“传统”的抒情并非真正源于中国传统,而是经过西方浪漫主义的改造,内涵一步步走向窄化的抒情。因而王德威曾指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论述以启蒙、革命是尚,1949 年之后,宏大叙事更是主导一切。在史诗般的国族号召下,抒情显得如此个人主义、小资情怀,自然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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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文学史观的“抒情传统”
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梳理与学术实践,“抒情传统”已成为一个极具差异性与开放性的话语体系;而王德威最为突出的贡献,莫过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抒情传统”从一个批评概念提升至一种文学史观。
1.合法性与正当性
在展开详细论证之前,我们不妨追根溯源,返回一切的根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抒情传统”究竟能否成为一种文学史观?换言之,“抒情传统”作为一种文学史观是否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
毫无疑问,所谓的文学史观是对文学进行观望时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与立场,不同的倾向直接决定了学者在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时所展现出的不同姿态。在西方语境中,所谓的文学是由一系列文字编码建构而成的审美体系,虽然有其指向社会现实的面向,但更多的还是对审美特质和虚构属性进行强调。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广义的文学似乎具备更为开阔的指涉——不仅是文字的排列,更是一种图像,一种韵味,一种文明。王德威指出,自近现代以来,当我们提及“文学”这一概念时,大多沿用的是西方相对狭窄的定义,这于无形之中造成了与中国传统文论之间的断裂。因而,在对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的过程中,王德威试图以某种理论学说对这种传统进行回应。而“抒情传统”繁复多元的内涵恰恰对应了中国传统文论中广义文学的定义,能对其各个面向进行观照。
另一方面,李泽厚在自己的论著中曾多次强调人生的意义在于情感,他甚至将治学的最终信念也归纳为情感。他用自己的美学论述点出“建立新感性”的重要意义,王德威由此更进一步,指出“抒情传统”实在是“新感性”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当我们以“抒情传统”作为一种文学史观,我们会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呈现其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一个持久而深入的思考,在启蒙、革命、主体欲望与家国神话等宏大观念之外,产生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
综上所述,“抒情传统”因其多元面向与开放特质能够承担起作为“史观”的重任。而在证明了“抒情传统”作为文学史观的正当性之后,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作为文学史观的“抒情传统”价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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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德威“抒情传统”文学史观深远繁复的理论背景 ................. 11
(一)“抒情传统”文学史观的理论来源 ...................... 11
1.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的三大体系 ................... 11
2.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的话语革新 ............................ 14
第四章 王德威“抒情传统”文学史观渐次深入的生成过程 ................. 27
(一)前置概念的融合与历时性演进 .................................... 27
1.何谓传统:对现代文学传统的重新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