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诗人从生存现场之夜中求索精神本源，亲熟于故乡本源的切近。这种青春期写作的“有或无”的追问随着诗人进入《捕光者》中年在场状态的沉思，指向于“多或少”，“轻或重”的生命自我度量，从而在时间地展开中先行于消逝把握自我的能在性。显然，韩玉光由怕至畏，在直面虚无的大无畏中现身领悟“存在之天命”，以将来的存在性面对“虚无”，在时间的消逝中超越自我，完成多种生存的可能性。诗人在展开的曾在、当前、将来时间三维统一的整体性中达到了在此生活的意义，回归到了世界本源的“光”中，不论求索于生命依附的精神本源，或是生命面对必然死亡宿命的虚无，此在在瞬时生成的在场当前中把消逝的生命保持在当前的自我能在中，曾在和将来因此有了生活的意义。任何对于存在的自我筹划在天地的光线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热爱生活的光明者的目光里，那些闪耀着温暖光线的真实生活细节被涂抹了生活的“真实”和“美”，诗人由此在光的敞开域中感知生活中的一切，达到了存在之澄明。
1 历史语境下的“70”后诗人
1.1 意识形态转型期的精神症候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亟待要求国家朝向“去政治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新时期”国家权力机关基于社会层面的内在发展需求，开始计划性地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采取调整的策略。80 年代初期提出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要求以“市场化”作为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国家在有限度的小范围之内，对曾经处于合法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尝试性改革。1992 年之后，市场经济体制以事实性的合法化身份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全方位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体系中建立并产生影响。1993 年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全面展开，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叠加了诸多方面的影响，社会结构重组、资本分配多样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文化殖民等因素，致使中国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了急遽性的根本变化。
文革十年，由政治体制“暴力”所确立的极端政治一体化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规训着社会民众的精神主体价值，文革结束意味着这种“形而上”本质主义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意识形态最终遭到质疑而被迫解体。社会民众虔诚的信仰被否定后，社会价值取向必定要以另一信仰载体为依托。基于此，自 70 年代末开始到 80 年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狂欢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国家既定的“现代化”合法名义之下，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以大量西方文化思想及文学作品的形式渗透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中，“现代化”的想象在 80 年被社会整体赋予了极大的乐观期待和热情关注，它被视为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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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遮蔽与祛蔽：在诗歌权力话语体系中获取合法化身份
“诗歌却并非源于‘快感’，而是源于危险情景中的‘不愉快’。这种危险的情景是一种焦虑的情景，其中‘影响的焦虑’占据了很大部分”[1]。诚如哈德罗·布鲁姆所言，“朦胧诗”、“第三代”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践行者借助文革、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以运动主义的形式为各自的诗歌理念宣言立誓，与时代语境和社会现实所需的价值诉求在短期内达成了同声歌唱的状态，以有效的诗歌话语资源呈现群体性的诗歌想象方式，迅速在中国新诗史的谱系上确立了自己“合法化”地位，完成了诗歌经典化任务。
然而，诗歌先行者在诗歌经典化过程中自我确证的“身份”、掌控的诗歌话语权力体系无疑对 70 后诗人造成了遮蔽。面对主流诗界以整体性的诗歌权力话语体系，对诗坛及诗歌想象方式的“秩序与责任”作出唯一合法化的意义界定，如何冲破诗歌权力话语体系所施加的“影响的焦虑”，成为 70 后诗人踏入诗坛完成诗歌史经典化任务的时代宿命。
70 后诗人早期以“民间立场”[2]的姿态，“运动主义”、“江湖主义”诗歌想象方式对抗诗歌话语权力体系，这种策略性引起社会媒体和诗坛关注的哗变方式，无疑是青春期写作独有的浮躁和狂热天性使然，但也为 70 后诗人在诗歌权力话语体系中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时至今日，70 后诗人历时性的以“民间写作”的姿态“沉潜”，持续直面“具体”生存现场的语境压力，探索挖掘基于个人生活现实经验和历史语境中的语义延伸空间，以多元化具有思辨深度的诗性语言打破了易于沦为滥觞的“标准化”诗歌写作想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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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存现场诘问中的批判与反思
2.1 技术主义对人与大地家园的促逼
“吉普车的两只轮子比时针还迅速。一千多年建成的/村寨几十年间就转成空的了，
我的目光落在屋顶/猴子爬树一样，天性让一位诗人也保持着沉默。//……//我差点就是声音的一部分，喂，你不是吗/一个人在给另一个人通电话，三分钟，六毛钱/不是吗，两个人的嘴唇，连起来不值一块钱//……//我突然在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起李白呢”[4]（节选自《老牛湾诗简》)
韩玉光以极为干净、利落的速写笔调对技术主义促逼下的人与大地家园作了准客观写作式的批判与反思。他不以主观性的过度抒情对时代生存现场和个人生命体验之间的复杂问题作单向度的感情宣泄处理，而是以经验性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立足于生命个体与具体生存情境的基点，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描写，将具象刻画与抽象的瞬间之思组合为具有感知历史语境深度的超量审美与智性启发之诗。
《老牛湾诗简》这首诗以现代社会休闲文化中的旅游片段为背景，但诗人对诗歌文本语言的处理并没有简单停留于脱离了具体历史与个人生存语境，抒写自然物象并痴迷于道德自恋的“不及物”抒情倾向之中。“吉普车的轮子”与“时针”之间速度的比较、“一千年的村寨”与“几十年转空”之间对于“空”的留白处理、“猴子爬树”与“天性沉默”之间隐喻的历史与个人在生存现场中的沉思之问，此类二元对立的结构突显诗人将语义相异的具象事物与抽象之思组合在一起。语义彼此矛盾冲突的同时，在整体的结构上却互补形成了包容异质成分具有强大语言张力的深层表达结构，诗歌本文的“外延”与“内涵”因此共存而又相互错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语言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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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黑月亮”的隐喻:由生存之重走向追忆之思
“黑月亮”是韩玉光置于诗歌文本中独具“沉思之思”的深度意象，它启示诗人在生存之重反思之后走向求索精神本源之路。“黑月亮”摆脱了诗歌文本意象模式化的固定意义，不拘囿于词与物在所指意义上的狭隘对应，它是韩玉光将充满矛盾情感的生存经验与历史语境结合之后，形成的具备多向度审美空间的诗歌意象。因此，诗人在诗歌文本中对生存之重的反思朝向深具个人思辨色彩与感悟历史语境的方向挖掘。
生存现场弥漫着“黑月亮”的光线，它穿透并覆盖着现实场景中被异化的一切事物和生命，神性的天空失去了正常的人文精神情怀。在贫乏的时代黑夜是如此漫长，以致技术主义遮蔽了人的神性，天空的“黑月亮”失去了神性的光芒正是时代之痛，原本高悬于人性天空中的“银白月亮”陷落在了无边的黑暗中。
诗人作为漫游者感受到生存之重的压缩之后，“黑月亮”作为生存现场道路与家园之间的“桥梁”，打开了此在生存通往敞开澄明之途的通道。“黑月亮”呼唤着诗人以“沉思之思”求索精神本源，追忆给予其精神本源的故乡大地家园。当追忆之思和现实生存黑暗之重同时在场时，追忆带来的愉悦在诗歌文本深层张力结构挤压之下，隐藏着诗人连接曾在在场能在性，不免怀有若有所失的沉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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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索生命依附的精神本源..............................35
3.1 消失在记忆原点中的故乡....................................37
3.1.1 “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岁月....................................39
3.1.2 在时光中老去的故乡.......................................42
4 中年之思——历史语境与生存现场中的诗性言说................................57
4.1“用具体超越具体”的诗歌想象方式..................................59
4.1.1 虚无中确证中年自我的存在性...................................60
4.1.2 在展开的时间中领悟生活真谛.......................................64
4 中年之思——历史语境与生存现场中的诗性言说
4.1“用具体超越具体”的诗歌想象方式
陈超认为目前中国先锋诗歌主流想象方式趋向于“具体化 ”的写作时段[1]，即“用具体超越具体”的诗歌想象方式，诗歌的语言在呈现出具有生命本真体验真实性的“具体”、“目击感”的世界之后，其语义的深层空间应进一步由感性“具体”延伸至对历史语境与生存现场领悟中的“诗与思”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之中，经由这种抽象“沉思之思”之后达至敞开之澄明——“新的具体”。
对于韩玉光而言，这种具体的在场状态就是“中年”。中年，一个让人感慨的年龄，人到中年经历了太多的世事无常，远离了青春期的躁动，生命在生存现场向下沉淀，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宽度与厚度。诗人生存于喧嚣的当下世界，随着当下此在不断生成而趋向于消逝，体验到时间的流逝和自己作为短暂者的渺小。此在趋近于“虚无”、“死亡”，是诸多中年诗人在诗歌话语空间里惯于呈现的语义世界，譬如，铁乌鸦对“虚无”的执着：“虚无，就是人间塌陷的浮桥。人再也不准备跨过，独自越冬。”[2](《爱的名单：虚无颂歌》)，“虚无是诱饵，把全部欲望化的物接纳进来。这些陌生的投机主义者，互相仇视，互相攻击，历史陷入最沉默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