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对沈从文思想中的“事功”与“有情”的探索已成为“沈研”中的一个热点，对沈从文的形象勾画也越来越接近真实。我们去探讨沈从文的“事功”一面也并非是在否认“有情”的沈从文。“事功”沈从文的研究尚未大面积地展开，可供研究的文本还有很多，希望研究者们可以从中对沈从文思想的做更为丰富、准确的解读。
第一章 沈从文的革命想象
1.1 革命与五四精神的相通
1937 年 6 月 1 日发表于《文学杂志》第 1 卷第 2 期的小说《大小阮》是沈从文很重要的一篇小说。小说中的大阮和小阮是一对叔侄，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在同一所学校念书。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小阮为一个女人脱离某个神秘组织，开枪打伤了人后离开了学校。后来小阮在清党事件中险些丧命，参加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大阮则考入北京大学，同时兼任一家晚报评戏讲风月的额外编辑，他很为自己得意，终日无所事事，变成了一个“戏迷”。用大阮自己的话来讲，他是在混日子，认为凡事都离不了一个“混”字。大阮和小阮多年后重逢，大阮对小阮现在的生活非常不屑，他们之间就“革命”的意义爆发了激烈冲突，后来小阮离开大阮前去唐山参加工人暴动，最终牺牲，而大阮却利用小阮留下的革命经费，过上了好日子。不难看出 ，沈从文对两个人人生选择的褒贬之意显而易见。据张小璋回忆，这篇小说中小阮的原型是其父张鼎和，即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是革命烈士，1936 年于安庆就义。张小璋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是：“以‘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为主题，宣扬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为黑暗中的劳苦大众指明生路”②。这样的解读显然不合逻辑，沈从文发表于 1937 年的小说岂会是革命宣传之作？沈从文从来没有号召大家去从事革命事业，他是站在较远的位置审视革命的作家。那么，沈从文对于大阮与小阮的选择与褒贬就非常值得玩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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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革命的“有情”与“无情”
沈从文对革命的复杂态度还表现在他认为革命与民众间存在巨大的隔膜：
“革命计划是应从某地着手，组织者与煽动者首先就不能明白某地一切，这革命的得失还能有什么可说？……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是那么少那么窄……所作的事若果同社会制度组织有关，对于在这个社会制度组织下一切的现象，岂不是也应当弄得清清楚楚？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的机会更多……且指明身在租界既不认识历史又不明了空间的作家们……如何昧于事实情形中突然努力”
以上所摘录的是沈从文在《记丁玲》续集中关于革命的思考，在这段话中，沈从文很清晰地表明了他认为革命者对地方事务有隔膜的这一态度。正因为这一隔膜的存在，革命者不可能真正了解地方情况，革命者所产生的感情，更多是来自宣传和自身。于是革命者不能对于底层大众产生沈从文所认为的“有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底层民众对于革命存在巨大的误解。在上一小结，我们谈到了《大小阮》，这类小说中沈从文肯定了“革命”于“五四”相通的精神，对于革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在这一小节，我们来谈谈沈从文小说中另外的两种革命想象模式。
《石子船》收录在小说集《石子船》中，也是正面涉及到沈从文革命想象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革命”一词如瘟疫般来到偏远的康村。主人公是一个船主，有一条自己船专门负责运石头为生。他所雇佣的水手是他姑母的外孙，而他因为恐惧“革命”的到来，而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钱财埋藏在了他姑母家的床下。沈从文非常精彩地向我们描述了当地人对于“革命”一词理解的隔膜，认为“革命”就是“共产共妻”。由于隔膜与误解，共产党与革命作为名词在这个故事里成为了被当地人戏谑的对象。比如：“枪毙你这共产党”“主人对于这船伙感到有点革命意味的空气了”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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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沈从文的“湘西人管湘西”梦
2.1 湘西/湖南/国家
陈渠珍可以说是最符合沈从文对于湘西统治者形象的想象，尽管陈渠珍在管理湘西时的具体措施和政策，与沈从文的出发点并不一致。在陈渠珍和何键关于湘西的权力斗争中，沈从文明显是站在自己的老上司陈渠珍一方，何键是湖南醴陵人，按理说也是沈从文的湖南老乡，为什么沈从文会反对何键进入湘西而一味的固守“湘西人管湘西”的理念呢？
《怀昆明》发表于 1946 年 8 月 13 日上海的《大公报·文艺》，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恰恰是昆明刚刚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闻李惨案”，而此时驻扎在云南的多是湖南籍军官。沈从文作为湖南作家的代表，创作了这样一篇文章，寄希望于消解湖南与云南之间的矛盾，以此二省为例“化乖戾为祥和”。沈从文在开篇便讲述了自己曾住在昆明的蔡锷故居，而蔡锷曾与云南籍军阀唐继尧共同参加护国运动。在通篇里，“湖南”一词出现频率极高。笔者以为，沈从文在涉及到他国家重造思想之时，他的地方所指为湖南，而涉及具体的地方重造之时，湘西则和湖南是相对立的。
有研究者指出：“陈渠珍是一个典型的卡里斯玛型人物”①。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指具有超人和超意志的人，具有吸引信徒和追随者的能力。在沈从文的描述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这样描写陈渠珍：“这统领官即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世时间相等。”②沈从文眼里陈渠珍不是只有匹夫之勇的旧军阀，而是一个有理想和修养的湘西管理者。在沈从文表示想去北京求学的想法后，陈渠珍一下子批给了他三个月的薪水，还给了他大量的鼓励。这使得他对陈渠珍的好感伴随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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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芷江县的熊公馆》：“湘西自治”的寓意
《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发表于 1948 年 1 月 3 日的天津《大公报》，是为了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给与了熊希龄很高的评价：“但就我所知道的秉三先生一生行事说来，人格中实蕴育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维新思想，综合而成。可以说是新时代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一生政治活动，实作成了晚清渡过民初政治经济的桥梁……”②笔者不禁发问，难道熊希龄在沈从文的心目中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难道沈从文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仅仅是纪念熊希龄吗？这一切都还要从沈从文与熊希龄的交往谈起。
沈从文与这座熊公馆的初次相遇是在民国八年，当时五四运动已在北平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一年的二月，沈从文离开凤凰，前往芷江投奔黄巨川，即沈从文的五娘舅。沈从文的母亲一家，并非大户人家，但是知书达理，曾在湘西开设第一家照相馆，沈从文的父亲当年娶妻时，就是因为身家看中了黄家身上的书卷之气。据沈从文回忆此时他在芷江的团防局作办事员，负责征收四城地屠宰捐。沈从文来到芷江不久，黄巨川就去世了，沈从文开始跟随他的七姨父熊捷三常常出入熊公馆。熊捷三是熊希龄的三弟，熊希龄曾任民国国务总理，可谓权贵一时。在《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对熊家这间三进三出的大院的富丽堂皇、门庭若市的景象的描述。沈从文在书房里读到了大量的林译小说和狄更斯的小说，还从书房里收藏的印谱上，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款式，可以说沈从文最早的文学、文物启蒙都离不开出入熊家的这段日子。《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发表时，土改运动已在解放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沈从文恰恰在此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在文中熊家七老爷作为当地绅士中的领袖，尽力帮助同乡的地主抵抗过路军队的额外摊派。在遇到饥荒之年时，熊家就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沈从文毫无忌惮地写到：“第三院的后边，空地相当大，是土地，有几间堆柴炭用房屋，还有一个中等仓库。仓库分成两部分：一储粮食，一贮杂物；杂物部分顶有趣味，其中关于外来礼物，似乎应有尽有，记得有一次参加清理时，曾发现过金华的火腿，广东的鸭肝香肠，美国牛奶，山西汾酒，日本小泥人，云南冬虫草……一共约百十种均不同。还有毛毛胡胡的熊掌，干不牢焦的什么玩意……老太太许愿吃素，因此坏掉的自然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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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沈从文的思想转变（1949~1988） .................................. 30
3.1 1949 年后沈从文的生命观与他的事功思想 ............................. 30
3.1.1 为年轻一代“开路” .............................. 31
3.1.2 融入“群”中，踏实做事 ................... 32
3.2 对“湘西自治”的重新审视 ....................... 42
第三章 沈从文的思想转变（1949~1988）
3.1 1949 年后沈从文的生命观与他的事功思想
沈从文在 1949 年 7 月的一封书信中曾这样说到：“即有个科学方法，将人格和其他重新用一种个人事功粘合复原，事实上，还是一个报废后的破器具，不中用了。”①在这里沈从文提出了将人格和“事功”融合的个人重造观，虽然他在表述时语气显得悲观，但此时沈从文的思想转变还未完成，此后他也正是顺着这个路子来转变自身思想的。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沈从文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他从离开湘西的部队前往北京求学开始，即是希望把人生过得更合理、更有意义。他对于打牌、听戏、下棋等娱乐活动都存在深深的偏见，即是认为这些行为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不止一次提到：“尽可能充分利用所有多余时间，一分一秒也不随便浪费到庸俗娱乐上”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