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纳博科夫在中国真正掀起接受与传播的热潮，是从 1989 年《洛丽塔》的风靡开始的。与同时期的世界文学大师相比，纳氏在中国的地位和待遇是备受冷落的，与他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来看，更是不公正的。但即便如此，新时期以来，在这股传播、吸收与模仿西方文学与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浪潮中，中国作家们耳熟能详的大师名单中终于也有了纳博科夫的一席之地。他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理念、艺术视野与文学表达的技巧，从而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而我国这些在新时期文坛崭露头角的优秀作家，也在阅读纳博科夫作品的过程中自觉地成为他所强烈呼吁的优秀读者。可以说，纳博科夫对我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直至今天仍在持续发酵。
第一章 纳博科夫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第一节 纳博科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纳博科夫正式进入中国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翻译家梅绍武先生是最早向国内读者引荐这位世界文学大师的领路人。1981 年，在梅绍武先生的努力之下，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普宁》的汉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出版，这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对纳博科夫作品的译介之路。此后的几年间又陆续有纳博科夫少量的小说和文章得到译介。其中 1987 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龚文庠先生翻译了纳博科夫俄语时期的作品《黑暗中的笑声》并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一举动使纳博科夫继 1981 年之后再次博得了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同年 10 月，《世界文学》的第 5期刊物将梅绍武先生选译的《微暗的火》片段和他撰写的论文《浅论纳博科夫》收录其中，并同时推出了“美国作家弗·纳博科夫”专辑一栏，向中国的读者介绍纳博科夫其人及作品。同期还刊登了范伟丽翻译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和由赫伯特·戈尔德采访并写作的“纳博科夫访谈录”，这两篇文章也使得纳博科夫的形象变得愈发丰满。1989 年是国内纳博科夫译介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纳博科夫最著名的代表作《洛丽塔》在中国出版，并且拥有五种不同的译本。作为一部极具争议性和话题性的小说，《洛丽塔》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纳博科夫被国内更多的读者和研究学者所熟知。从某种角度来说，1989 年这阵猛烈的“洛丽塔飓风”为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大规模译介和出版纳博科夫的作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纳博科夫作品的译介进一步深化，从原有的小说扩大到了自传、文论、访谈录等方面，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纳博科夫形象。1991 年，在申慧辉先生等人的齐心协力下，纳博科夫最重要的讲稿《文学讲稿》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仅隔一年，花城出版社紧接着出版了由杨青翻译的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值得一提的是，在纳博科夫百年诞辰前夕，时代文艺出版社提出了“巨匠丛书”系列的出版任务，并于 1997 至 1998 年间出版了《纳博科夫小说全集》。这套全集囊括了纳博科夫的 12 部长篇小说、1 部短篇小说集、访谈录《固执己见》和个人自传《说吧，记忆》。虽然时代文艺出版的这批书因收录不齐全、翻译质量低下而曾遭遇过业界的批评，但毕竟是纳博科夫作品在我国首次大规模的亮相，对当年的出版界来说仍不失为一件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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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大陆的“洛丽塔飓风”
与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坛的声望相比，他在中国的译介之路可谓有些坎坷。虽然早在 1981 年纳博科夫就已经和我国的文学界和读者群打过照面，但是像《普宁》这样优秀的作品也并未掀起太多的波澜。从 1981 年往后的几年间虽然也出版了纳博科夫的一些作品，但它们都没有引起国内文学界的重视。真正使纳博科夫被新时期的中国文坛接受的标志性事件，实属 1989 年他最负盛名的小说——《洛丽塔》的出版。这一年，国内五大出版社以集束式的姿态纷纷推出了《洛丽塔》的各种译本，这一阵猛烈的“洛丽塔飓风”也正式开启了我国国内“纳博科夫热”的阅读潮流。这盏曾经点亮过美国文学史的“文化明灯”闪烁着它独特的光芒，吸引着我国众多当代作家和青年读者的目光，让他们有机会走进这位伟大的流亡作家的文学世界。余华、王安忆、苏童、格非、池莉、严歌苓、叶兆言、阎连科……这些当代著名的作家在回忆起初次阅读纳博科夫作品的感受时，都表示几乎没人能抵挡得住它巨大的诱惑力和强烈的吸引力，以下就笔者在阅读新时期相关作家的创作谈和访谈录中谈到纳博科夫的部分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达到一个较为直观的感受。
1992 年，王朔在他的著作《我是王朔》一书中谈到了他阅读《洛丽塔》之后的感想，他表示自己很喜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里面没有社会的震动，全是个人的东西，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我喜欢这种。”[1]王朔对《洛丽塔》的解读带有个人的主观性，这与他所强调的自己的写作动机往往受世俗生活的刺激而萌发有着一致性。与王朔大胆的告白相似的是严歌苓对于纳博科夫的喜爱，尤其是对纳博科夫语言的称赞。在严歌苓看来，纳博科夫的语言内蕴丰富且非常高雅，从代表作《洛丽塔》中就能感受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语言非常好，这位作家吸收了俄语、英语与法语的营养，融合了三种语言的优长。”[2]不仅如此，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也给予了严歌苓振奋人心的灵感触动，他所写的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一个成年男人的最诚实的对于少女的一片黑暗的诗意。”[3]纳博科夫用“洛丽塔”这个形象将所有言语无法直接诉诸的信息传递给严歌苓，传递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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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博科夫对中国当代作家文学观的影响
第一节 “好小说都是好童话”：文学与现实的异质性
纳博科夫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童话，他在《文学讲稿》中指出，“事实上，伟大的小说都是伟大的童话——本系列讲座里的小说则是最为上乘的童话。”[1]他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要尽量避免在小说世界中去寻找所谓的“现实生活”，也不要将事实的虚构和虚构的事实混为一谈。在纳博科夫的艺术殿堂中，我们可以将《堂吉诃德》看作一个童话故事，《死魂灵》也是一个优秀的童话故事，至于《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则是最上乘的童话故事。可以说，在纳博科夫的文学思想中，“文学即童话”的观念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纳博科夫将文学与童话划等号，主要是基于两者在幻想这一维度上的相似之处。对于童话故事来说，幻想性是它最重要的本质属性。而文学的幻想品质在纳博科夫眼中也是如此。纳博科夫所秉持的童话化的文学观，无非是要想向我们证明虚构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令人艺术，也侮辱了真实。”[1]纳博科夫认为，艺术世界的真实存在于这些虚构的伟大童话之中，而现实世界的真实即“现实”与艺术作品所独创的幻想世界中的“现实”之间并不能视为同一种东西，可以说理解纳博科夫的现实观的具体内容是进入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关键的一把钥匙。
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这篇文章中对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了一番详细的解读。他在《文学讲稿》中所运用的文学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也紧紧围绕着他对现实概念的理解所展开。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纳博科夫坚决反对“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2]这种说法。这种反对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纳博科夫并不认同有关“日常现实”与“客观世界”的说法，认为这其实蒙蔽了“现实”的真正含义，“预先设想了可永恒观察的、基本客观的普遍为人所知的情形”[3]。然而，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拥有着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纳博科夫认为人们主观生活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以至于它能使所谓客观存在成为一个空洞的、破碎的外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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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魔法师、教育家、说书人”：小说世界是作家独创的新天地
纳博科夫在将文学与童话比拟时，认为文学那吸引读者的神奇的魔力是将其视为童话所必须具备的一大特征。文学是童话，那么作家就是魔法师的角色。在纳博科夫看来，谈论一个作家的具体身份可以从三方面来描述，“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2]纳博科夫在这里为读者描摹了他眼中的大作家的三相，在他看来，当魔法、故事和教育意义三者合而为一的时候，往往能使文学作品大放异彩。
首先，从作家最基础的身份来说，作家等同于小说家，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讲故事。但成为一个好的说书人只是成为作家的基本条件，它所带给读者的不过是精神上的兴奋感，是最简单的娱乐性。
其次，纳博科夫把作家看成教育家，认为教育也是小说家应具备的一个功能。但纳博科夫所强调的并非要将作家升格为宣传家、道学家或预言家，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带有的最为出色的教育性，往往只是作家想与读者共同体验的直接知识和简单的事实，而非真正的道德说教，这也是教育的目的。高桥源一郎曾在一次演讲会中就教育家应该拥有的身份标识也发表了相似的言论，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传授知识，而在于在作品结束的时候让主人公去发现去解决心里产生的迷惑。从这个意义层面来说这就是教育。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让人在体验中得到变化。
再次，纳博科夫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是高明的魔法师。“一个作家可能是个很好的说书人或说教家，但他同时应是个法术师、艺术家，否则他就不是个伟大的作家。”[1]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充分论证着这一观点。在评论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时，他认为狄更斯循循善诱且擅长讲故事，但相对一般的讲故事或者说教的人来说，真正让他永久地在巅峰放射光芒的是他作为魔法师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纳博科夫所强调的魔法并不等同于马戏团的魔术，它不一定要从我们的现实情境和逻辑中再造奇幻，也并非要我们使用阿拉伯飞毯亦或是哈利·波特的魔法棒，事实上，纳氏所言作家高超的魔法手段指涉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