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文学期刊对于文学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的，文学首先是主体，期刊是工具性的媒介，这是二者初始的关系。但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经历了商业化的入侵和电子传媒的崛起，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文学与期刊各自为政的局面自然也在发生着改变，文学期刊并不仅仅作为工具和外部力量影响着文学的变化，期刊的主体性和作为传媒的文学媒介力大大增强。通过《花城》这一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期刊，审视 20 世纪 90 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之间文学与期刊之间复杂关系，对于我们厘清文学的发展轨迹，了解期刊的媒介力，回到当时的文化现场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当下的文化语境更为复杂，文学期刊如何处理好与文学的关系，实现自身的突破和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80 年代的中国文坛，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可谓是此起彼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后现代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等各种文学思潮接踵而至、层出不穷，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形式探索、理性意识、文化寻根以及现代意识的表达成为 80 年代文坛的亮点。然而，进入 90 年代，传媒环境的剧烈变迁带来了文学生态的重要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中国的传媒来说是一个醒目的历史分界。传媒叙事的话语主体从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宏大指向开始转向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文学带到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和喧哗的话语场”。一方面，使文学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大众化、个性化和欲望化的叙事自由，另一方面又使文学在商业和消费的浪潮中走向了断裂，导致了文学审美距离的丧失、形象之美的沦陷。进入新世纪，网络的出现带来了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数字传媒日益冲击着传统纸质出版市场。互联网技术解放了人们表达的欲望，拓宽了文学作品发表的途径，更新了文学创作的方式。
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文学与传媒关系的凸显、文化研究的多元趋向，促使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关系的研究从 1990 年以来逐渐形成热潮。具体而言，批评与理论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着重文体与传媒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如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从小说这个文体与传媒关系的角度研究；二是着重探讨大众传媒对文学与批评的影响研究，在历时性中审视某一媒体对文学的影响轨迹，比如本文中所言的期刊；三是侧重新的媒介语境下出现衍生的新的文学特点，特别是网络文学。近年来，期刊/文学的关系模式，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得益于 80 年代末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催化。要想对文学进行突破性研究，必须要重返文学现场。文学期刊记录着文学史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较之书籍，期刊的出版周期更短；较之报纸，期刊内容更为丰富。通过文艺期刊来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一种文艺思潮的做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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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析
1.2.1 国内研究动态
1.文学与传媒关系的探究
近年来，关于文学与传媒关系的研究成为热潮，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究，主要有：
（1）文化研究的大视角。从整体角度把握文学的发展与传媒的内在关系
①媒介对文学的重要作用。如陈平原在《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中指出大众传媒带来的不只是生产及传播速度加快，更包括阅读趣味与写作心态的变异。王一川在《论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中认为媒介是文学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载体。吴玉杰，宋玉书的《冲突与互动：新时期文学与大众传媒研究》通过研究新时期的文学，认为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也带来了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的生成和发展都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媒介的作用力，导致新时期的文学不同于之前的文学。浙江大学张帮卫的博士论文《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重点讨论了媒介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内在关系，并具体分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网络媒介、手机短信媒介的文学意义。
②从传播学角度全面、深入地研究期刊。如刘宁、谭运长、沈崇照合著的《文学期刊编辑论》不仅将期刊综合性地进行考量，而且将期刊编辑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在传播学的理论支持下进行深入的研究，打开了期刊研究的新视域。谢鼎新的《当代文学的传播学视角观照》运用了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知识，为考察当代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许厚今的《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的启示》提出一种新的文学主体关系，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学生成关系。此外还有陈峻俊的《主动的 “解读者”(传播学与接受美学受众观比较)》，祁林的《试论接受美学与传播学的互动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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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证与参与：《花城》的文学生产
2.1 创刊的外部规约
新时期的文学走出了被政治裹挟的文革时期，历经破茧而出的挣扎和新生。伴随着人们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发了期刊的创刊、复刊热。1978 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社长苏晨、编辑室主任岑桑推动下, 易征、林振名和李士非等人商议组建编辑部，历经数月的苦心孤诣，于 1979 年 4 月重磅推出了《花城》创刊号，《花城》从这里出发，并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广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纯文学期刊，成为华南地区闪耀的文学明珠。
2.1.1 政治：环境的松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陷入了动荡和曲折的阶段，“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9]的状况使整个文坛变得极其荒凉，大批文学刊物被迫停刊。粉碎“四人帮”不仅驱散了文革十年的阴霾，还带来了文学的解冻，此刻的文学领域百废待兴，正面临着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艰巨任务。
1978 年 5 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横空出世，《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对其进行了刊发转载，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石。同年 12 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中，旗帜鲜明的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述，为社会各界人民打破思想禁锢，追求真理，探寻思想解放路径吃下定心丸。政治的破冰、思想的解放为沉寂的文艺界带来了春风，向来敏锐的文学期刊界开始积极引领着文坛复兴，特别是在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发布，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主题就是“尽快把出版工作搞上去”[10]这些讯息极大鼓舞了期刊工作者们积极引导文坛拨乱反正，促进文学体制的重建。
首当其冲的是距离政治中心较近、政治敏锐度较高的一些期刊，1978 年 10月，在《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开展了一场“专门针对文艺黑线，旨在拨乱反正”的编委会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揭开了对文艺进行反思、号召回归文艺本身的帷幕，开启了文艺事业新篇章，意义十分重大。1979 年 3 月，《文艺报》特别组织了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会上指出不能把文艺简单地仅仅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提出了文艺不能任意受政治摆布，而应该回归文艺本身，不断找寻自我。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里讲到政府对于文艺创作的方向正在进行积极有效的调整，希望能够改变文艺创作过于单一化模式化的问题，并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文学生产力，希望能充分调动文艺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更加繁荣，并明确表示“至于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1]1980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评论员文章《振奋革命精神，办好文艺期刊》，指明了文艺期刊应该坚持的发展方向和应该秉持的方针政策,即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创作中要心系群众，心系国家，同时也要追求自身的多样化发展，要努力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新局面，这篇文章为办好文艺期刊打下了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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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办刊的内部调适
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文学史的草稿”，[18]《花城》的文学生产见证和参与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而《花城》办刊的内部调适也正是对于文学流向、文学思潮的应变和引导。透过《花城》办刊的三个阶段，可以大致折射出文学转型的历史拐点，透过《花城》的栏目设置，可以把握她所承担的媒介角色和文学定位。文学期刊的“变”绝不是偶然，而是顺应文学潮流的一种自主的选择。
2.2.1 审时度势：办刊的三个阶段
2.2.1.1 惊艳：全方位涉猎
1979 年、1980 年期间，《花城》以丛刊（以书代刊）形式发行，共出 7 期。创刊伊始，《花城》便创出单期刊行 65 万份的纪录，以辉煌的文学实绩和蓬勃的发展势头屹立于文坛。1981 年，《花城》更是以她独特的魅力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被赋予“花旦”的美称，与《收获》《当代》《十月》并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四大名旦”，后又与《收获》《钟山》《大家》形成“四分天下”之说，一时风头强劲，引人瞩目。
新时期文学重要的关键词便是“伤痛”，而《花城》充分见证和参与了这一段文学的主要潮流。《花城》创刊号的头条便选择了华夏的《被囚的普罗米修斯》，这个小说背景设置在 1976 年“四五运动”期间，以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隐喻主人公周斯强，以他与周海燕坎坷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抒发了在时代潮流中的身不由己和压抑情绪。而华夏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四五运动”还未定论，因为作品的敏感性，作品曾屡遭拒稿，《花城》编辑以敏锐的眼光力排众议采纳了该稿，刊登之后，迅速引起了读者的热烈讨论。“而就在小说发表后不久，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平反，《花城》编辑用稿之慧之锐之大胆，由此可窥一斑。”[19]丛刊七期，《花城》所刊发的内容大多与“伤痕”文学有关，在前七期发表的 38 篇小说中，带着“伤痕”色彩的多达 80%，其他如散文、诗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