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在选题上有意借鉴“娜拉出走”的问题，从逆向思维出发，力图研究新文学以来至今出走婚姻的男性人物形象，从论文的呈现效果来看，其中还是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论文涉及的作家作品跨越若干年代，无论在历时意义上还是共时意义上都涉及诸多问题，为作品的梳理和解读都带来了诸多困难。面对如此庞大的话题，作者虽然在尽力搜索更多的资料，但还是无法面面俱到，不免影响了本篇论文的论述广度与深度。其次，本篇论文对相关核心概念如“婚姻”“家庭”“出走”等做出了详细的界定，但在具体检视不同时期的文本时，纳入论述的人和事或多或少缺乏一致的标准。最后，本文的选题是一个具有较强文化研究意味的命题，相关的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理论还有待加强。
一、不在之在：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书写历程
（一）五四时期：在家国忧愁与灵肉冲突中孕育发生
五四是人的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更是中国女性大解放的时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更无独立的人格可言，受封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毒害最深。就漫长的女性解放之路来说，女性意识觉醒是前提，觉醒后的女性大胆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则是从思维上升到实践的飞跃，也是女性通往解放之路最为艰难的一步。所以女性“出走”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封建家本位文化最有力的冲击，也是人的解放、思想解放最深刻的体现。胡适等启蒙者敏锐地发现了“女性出走”这一文学表达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并鼓励女性大胆地走出家门，争取独立与自由。因而 1918 年由《娜拉》一剧引起的“出走热”中，女性“出走”才是一道动人的风景线，不仅有一大批作家在不遗余力地刻画女性出走者形象，如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女士、欧阳予倩《泼妇》中的于素心、鲁迅《伤逝》中的子君等，更有一批女作家如庐隐、白薇、苏雪林、冯沅君等大胆地走出家门，走向更广阔、自由的天地。作家们认识到女性“出走”这一行为对封建家本位文化的巨大冲击，然而他们却来不及思考“女性出走以后怎样生存”“女性出走的过程如何之艰难与挣扎”等问题。这固然和当时“问题小说”形象单薄、思想高于形象的通病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宗法制社会代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中，女性“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没有出走的可能，因而女性单单是“走”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现代性意义。
当女性“出走”还在五四热潮中蹒跚学步之时，在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结构的支撑下，男性远离故土、流寓他乡的生命体验却成为了一种带有普世性质的集体共识，它代代相传、深入骨髓。在宗法制封建社会中，男性享有着一份甜蜜的特权，他们占据了经济、政治、文化、婚姻关系等各方面的主导权，拥有了更多权利的同时，随之而生的就是自由地穿梭在家庭小舞台与社会大舞台之间，甚至是走出婚姻、远离家庭，周游乎天地。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和“弃妇”相伴而生的“负心汉”就是最早的离家男性形象，他们见异思迁、抛弃昔日的恋人或糟糠之妻。而在贬谪诗和边塞诗中，被逐之臣也成为离家男性的代名词，他们往往因忠言获罪，被贬至不毛之地，被迫与亲人两地分居。在交往游学、商贾行旅之风盛行之时，游子也成为男子离家的典型，要么游于国、游于私学名公之门；要么游于市，游于浮梁金陵之都；要么游于野，游于山川草木之间。负心汉、逐臣、游子这三类形象可谓构成整个中国古代男子离家的典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的原始意象，他们均是整个封建宗法制社会男性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他们或因物欲享受，或因忠君思想，或因功名生计，而流寓他乡。然而他们的出走又确确实实是自发的，缺乏远大的目标与预见性，因此也谈不上具有现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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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十年代：于“人性”的细微考量中走向成熟
当新文学告别“第一个十年”，步入“第二个十年”时，曾经在“五四”开启的思想相对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时代中心为政治革命和社会解放所取代，与社会的巨大变动与选择相联系的是“出走”内涵的逐渐丰富，人物形象也变得饱满。反映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早在初期蒋光慈、洪灵菲等人就于流行的“革命+恋爱”主题中讲述青年知识分子离开家庭、走出乡村，积极地踏上革命的道路。作为社会剖析派核心的茅盾，他为文学长廊提供的时代新女性形象如《子夜》里的张素素，《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都是大胆的出走者、叛逆者、革命者。三十年代中期，东北作家群则为文坛贡献了一批在日寇铁蹄下不屈不饶的流亡者形象。除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一些自由主义文学中也出现了“出走”的人物与情节。巴金的成名作《家》中觉慧就是血气方刚，一触即发、说走就走的年轻人；《雷雨》中的周萍、繁漪、周冲，《日出》中的陈白露、方达生，他们都有一颗出走的心，这些人物构成了曹禺戏剧中的“出走母题”。
三四十年代，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到其后的国内解放战争结束，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战争使当时的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处于动荡之中，却又使我们的民族在战争中浴火重生。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显然三十年代的社会解放已被四十年代迫在眉急的民族解放所代替，随着“战争与救亡”压倒一切成为时代的中心时，三十年代中期出现在东北流亡作家创作中的“出走”主题瞬间成为文艺界的共识，抗战初期众多政治信仰并不完全相同的作家，他们的“出走”描写却都一致指向了抗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胜利的艰难，文学基调由原先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转而沉郁苦闷，“出走”也由当初盲目乐观的抗日热情转为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钱钟书的《围城》、冯至的《伍子胥》等以蒋少祖、蒋纯祖、俞实夫、方鸿渐、伍子胥等人物的出走探讨了在抗日战争的广阔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或精神困惑与流亡。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戏剧《北京人》《家》、师陀的《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等则从社会生活再现中以人物“出走”的方式探索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中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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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丑角之相：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系列与特征
（一）边缘化的人物系列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看出，这类男性形象主要涉及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两大人物类型，按照其身份特征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型——漂泊流浪的异乡人、享受无我的空心人、情感世界的失意者、痛苦迷茫的多余人。这些人物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公共空间中都不占据中心地位，在身份类型上均呈现出边缘化趋势。
1.漂泊流浪的异乡人
在三四十年代由于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安稳的俗世生活突然中断，突如其来的战火使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连甘做奴隶的资格都被剥夺，在求生与向死的选择里，男人们不得不暂时离开家门走上抗争之路，成为家国守卫者。萧红《生死场》中的赵三，当日寇的铁蹄蹂躏整个东北大地，想做奴隶而不得之时，他联合男人们重组“镰刀会”走上了带有原始色彩的抗日自卫之路。在战争这个不稳定因素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之时，赵三离开家庭出走婚姻具有了保家卫国的英雄气质，而当饥饿压倒一切成为最大的威胁，向喜、天岫等背井离乡则成了普通人谋生的手段。铁凝《笨花》中的向喜本是以卖豆腐脑儿为生的普通农民，响应告示参军入伍官至中将，然而向喜从军之初却没有过多的英雄人物身上为国捐躯的高贵精神，他的最初所求是用安家费那几两银子养家糊口。张炜《九月寓言》中的金祥为了寻找平底的鏊子让老婆庆余摊煎饼，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请来这个原不属于村子的外来之物。作为“京漂”一族，徐则臣《啊，北京》中的边红旗以及《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天岫远离苏北小镇或祖祖辈辈生活的花街到北京来以实现心中的黄金梦。不论是曾经在战时保家卫国的小人物，还是如今远走他乡艰难的谋生者，他们既是婚姻家庭的守卫者又是流寓他方的异乡人，保卫家庭的手段是离家，而离家的目的又是出于对家庭的守卫，兼有守卫者与异乡人的双重身份。然而作家还敏锐地发现以保家或卫国为基点的出走也有可能演变为对家的否定与叛离，李准《芦花放白的时候》中的何干、铁凝《麦秸垛》中的大芝爹积极响应号召参军入伍，丢下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乡村；当凯旋归来时，受战火洗礼、见识过现代文明的何干、大芝爹再也无法和乡下包办婚姻的妻子共同生活，离婚进而再次走出乡村是不可避免的；苏童《一九三四的逃亡》中的祖父陈宝年婚后七日离开蒋氏到城里谋生，发迹后的陈宝年却永远地逃离了枫杨树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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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脆弱化的形象特征
人物形象包括了人的外貌、言谈、行为、仪态等，是人物外部特征与内在性格的统一，这种“诚于中而形于外”的东西经过作家观念世界的艺术处理后，出走婚姻的男性人物在形象特征上往往呈现出脆弱化倾向。他们不具备古典美范畴的崇高美，不仅身份特征上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或在自己生存的世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成为迷茫痛苦的多余人，或在安逸带有腐蚀性的生活中丧失了灵魂，或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自怜自哀，又或迫于生存压力而背井离乡——外形上也非高大挺拔、伟岸健硕的传奇人物。灰色化外形特征与懦弱的性格使他们成为美的否定和反衬，性格上的致命缺陷有时还会促使他们走上了无可挽回的失败和毁灭。他们甚至缺乏旺盛的生命力，面临着种的退化或断绝的危机。
1.懦弱的性格特征
“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它能“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源泉，从这个源泉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17每个时代的作家在塑造出走婚姻家庭的男性形象时都不约而同地冲破了和谐统一美的原则，将懦弱作为这类男性性格中最鲜明的个性特征。懦弱是出走婚姻的多余人在典型环境中呈现的典型性格，处在新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