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抗战时期，相似的国情与历史背景让苏联儿童文学的翻译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种共识。中国的作家与评论家对苏联儿童文学的发展都给与了极大的关注。除此以外，他们还积极地将苏联儿童文学发展的有益经验介绍到中国来。这一时期的苏联儿童文学在中国起到了一定的范式作用，帮助中国儿童小说的创作明确了方向，而作家则及时地从苏联儿童文学当中汲取营养。中国评论家与作家的关注与努力都在帮助中国儿童文学走上现代化的进程。
一、抗战时期儿童小说建构中国形象的缘由
（一）儿童文学在时代的潮流中前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阶段，战争的烟云笼罩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种特殊语境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这其中，围绕着《大众文艺》的《少年文艺》专栏的编辑方针，左翼作家组织了研讨会。会议提出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富于宣传性的文字，插图，等等式样来形成他们的先入的观念，同时要加紧组织他们的工作，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①对此后的儿童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阶级意识的强化，“王子公主”的童话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金星的《儿童文学的题材》就指出：“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①，他认为不描写美丽的梦境、不虚构空中的楼阁的苏联作家伊林的作品才是值得推崇与学习的。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茅盾认为，儿童文学要“少用舶来品的王子，公主，仙人，魔杖，或者什么国货的吕纯阳的指头，和什么吃了女贞子会遍体生毛，身轻如燕，吃了黄精会终年不饿长生不老这一类的话”②；对此，
胡风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公主王子的童话我们不承认是有益的儿童文学，因为那不能使儿童了解人生的真实”。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我们所要求的儿童文学必须是反映人生真实的艺术品”③。这标志着“儿童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儿童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中逐渐呈现出新的样态。新旧力量之间的较量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景观。儿童文学界出现了两次大规模论争：一是关于“鸟言兽语”的论辩，二是关于“儿童年”谈儿童文学问题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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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苏联儿童文学的范式作用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一群急于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爱国者重新燃起了希望。中国儿童文学受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大规模的传播与接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两个国家相同的政治背景以及两国类似的历史背景。在战争的催化下，译介苏联儿童文学资源为中国儿童文学所用已成为一种共识。苏联的儿童文学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工业化时期（1921—1929）、（1921—1941）时期的苏联儿童文学、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
苏联的儿童文学分期与中国儿童文学有一定的重合性，这为苏联儿童文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条件。抗战儿童文学受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很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完全被忽略了。格林童话、《爱的教育》等作品的翻译从未停止过，它们的引入也参与了抗战儿童文学的构建过程。但它们还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有的甚至成为批评对象。胡风就将“美丽的公主或是漂亮的王子”“万能的英雄”以及《爱的教育》等作品列为批判对象，他认为这些作品“都把儿童当作一种抽象的东西，不会能动地和现实生活的纠葛发生感应”①。对此，王泉根指出：“正是由于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民主主义国家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的思想内容，符合于‘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符合于现代儿童文学反映现实、呼唤未来的光荣使命，符合于培养教育一代新人的需要，因此它才能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对众多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②
抗战时期，中国对苏联儿童文学的接受，可以在当时的作家与儿童文学批评家的论述之中得到印证。苏苏的《我和儿童文学的姻缘》指出：“‘我愿终身为小朋友写作！’这誓言是从高尔基的《论苏联的文学》中的一段话而来的，这段话促使我把已停笔的《小瘌痢》一口气写完”③。儿童科学文艺作家高士其的《为孩子们写作的经过》指出，周立波在为他的第二本科学小品集所写的书评中，将他比作《暴风雨所诞生》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贺宜提到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之情：“邹韬奋的通讯《萍踪寄语》，大大地开扩了我的眼界，他所介绍的苏联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使我深受教育……格外觉得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而对社会主义社会不胜欣羡和憧憬。我决心为儿童写一些暴露旧社会的黑暗、反动统治者和剥削阶级的罪恶，鼓励儿童要从小敢于斗争，为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而英勇奋斗的作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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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儿童小说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
（一）觉醒的儿童——启蒙中国的延续
儿童小说肇始于“五四”，茅盾、叶圣陶、冰心、老舍等人曾创作了诸多刻画觉醒儿童形象的儿童小说。抗战爆发后，上述作家的此类小说创作仍在延续。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抗战儿童小说也贯彻了发现儿童、审思儿童的启蒙使命。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对启蒙做了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①抗战时期的儿童小说在延续五四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还产生了新的内涵，这是抗战主题所赋予它的。其中，对于五四启蒙思想的继承就体现在儿童小说刻画的众多处于“不成熟”状态的成人形象上。抗战时期儿童小说中的这些启蒙对象呈现出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残余；一个是在抗战背景下，只顾自己的中国人。
在新旧之交的文化背景下，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力量还在苟延残喘，他们的身上有着旧中国人懦弱驯顺、麻木不仁的心理惯性。张天翼的《回家》刻画了旧中国的遗老形象，分别为闵太公与茂七公公这两个人物。小说中，刚刚丧母的罗葵生被舅舅领回了家，茂七公公就说：“这个世界真奇怪，连野儿子也带回来——大家当他做宝贝”②。地主赵阎王与他的跟班何马屁要求村民们为菩萨装金捐款，村民们都十分抵制。对此，茂七公公感叹道：“如今这个世界真奇怪，连菩萨都不相信。”闵太公在旁边附和：“少捐几个是可以的，大家都穷得很。”③除此以外，他们还十分不能理解教师和儿童一起唱戏、游泳的行为。即使是不能理解，他们也只能通过嘀嘀咕咕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惯性在这些老中国人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反映，他们被罗葵生等新生力量取代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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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苦难的儿童——伤痕中国的揭露
抗战时期，儿童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苦难儿童”的形象，这一类儿童形象是抗战时期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投影。作为社会上的弱势力量，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极具典型性，正如王家勇在《中国儿童小说主题论》中提出的：“现代儿童小说中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那个时代现实社会的浓缩再现”①，这使得苦难儿童成为了表征苦难中国的重要符号。
这一时期的儿童小说除了关注到“苦难的儿童”，同时关注到与之密切相关的“苦难家庭”。儿童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庭的悲剧。儿童作为尚未独立的个体，他的成长还无法独立完成，需要得到成人的帮助。而在抗战时期的儿童小说中，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一直是缺失的，并没有起到它应该有的作用。相反，在抗战背景下，家庭中充满着一种压抑、令人窒息的气氛，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争吵、厮打，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于儿童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对此，草明的《小玲妹》就十分形象地描述过这样的现实：
在乡间，许多劳动者的家庭，被一种贫穷的生活毒害着，使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彼此相互诅咒，怨恨，以为对方就是自己的苦痛艰辛的泉源。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情感，智慧都慢慢给疲劳、穷困的凄惨生活所啮食。
可以看出，贫穷的生活让底层家庭陷入了恶劣的关系之中。在这种情境下，亲情的存在就是一种悖论。恶劣的家庭关系让儿童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恶劣起来。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儿童不仅生存没有保障，而且还要时时被不安和恐惧所折磨。儿童在家庭关系中处在一个十分弱势的位置，他们被自己的亲人嫌弃，并被视之为家庭的累赘，时刻面临着被驱逐或被抛弃的命运。有些儿童即使有家庭的庇护，这种庇护同时也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儿童始终处于“无家”的恐惧之中。可以说，贫困的家庭无法给与儿童庇护，这是造成儿童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讲，苦难家庭是儿童遭受这一系列苦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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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时期儿童小说建构中国形象的价值与局限...................43
（一）儿童天性的忽视与“被社会化”............................44
（二）儿童小说的思想显效与艺术审美的缺失.............................48
三、抗战时期儿童小说建构中国形象的价值与局限
（一）儿童天性的忽视与“被社会化”
抗战时期，在国家话语的统摄下，儿童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五四时期的“毁家”传统得到了延续。对此，旷新年就指出：“现代摧毁了传统的个人/家族的关系，从而在个人/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①对于“觉醒的儿童”来说，家庭是禁锢自己的牢笼，羁绊了他们追求“民主自由”的脚步；对于“苦难的儿童”来讲，在家庭中，他们是被嫌弃的、被厌恶的存在，他们始终处在被驱逐的恐惧之中，当儿童被驱逐出家庭这个安乐园，他们就失去了庇护，需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生活；对于“战斗的儿童”来讲，革命队伍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是部队的孩子，他们主动走出家庭，自愿加入到抗战的队伍当中,革命队伍代替了家庭的职能，儿童在部队中得到了照顾，并且获得了成长的机会。抗战时期儿童的成长与时代息息
